安 徽 省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04）皖民二終字第12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渦陽縣城東農村信用合作社。住所地：渦陽縣官路口。

　　法定代表人：田文杰，主任。

　　委托代理人：孫艷，安徽江淮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章劍平，安徽世紀天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鄧俠，女，1959年9月出生，漢族，高中文化，渦陽縣紅十字會干部。住所地：渦陽縣城關鎮人委家屬院。

　　委托代理人：朱凌清，安徽杰創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項勇，安徽亞太君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渦陽縣城東農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城東信用社）為與被上訴人鄧俠存單糾紛一案，本院于1999年12月1日以（1999）皖經終字第266號民事裁定，撤銷了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1999）阜經初字第26號民事判決，發回重審。原審法院重審后，于2003年9月12日作出（2000）阜經初字第31號民事判決。城東信用社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城東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孫艷、章劍平，被上訴人鄧俠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凌青、項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經審理查明：1998年12月14日，鄧俠持存單號為 №0174853的“信用合作社定期儲蓄存單”一張，到城東信用社赫莊儲蓄所取款，當班人員見存單數額較大，遂告知鄧俠待與渦陽縣信用合作聯社查實后再辦理。該存單上記載：戶名鄧俠，存入日期為1996年8月20日，存入人民幣599000元，期限為一年，按月息12.81‰計息，加蓋 “渦陽縣城郊馬寨儲蓄所儲蓄專用章”和該儲蓄所原負責人于秀英的私章（篆刻）。同年12月17日，鄧俠再次到儲蓄所取款時，于秀英亦在柜臺內，經確認該存單系于秀英開出。城東信用社當即以詐騙為由向渦陽縣公安局報案。

　　另查明，該存單背面有于秀英分別用蘭、紅兩色圓珠筆書寫的“此款是鄧俠委托我放款”字樣各一行，但該字樣形成時間雙方有爭議。2000年9月25日，安徽省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委托江蘇省檢察科學技術研究所對上述文字的實際書寫時間進行鑒定，該所于2000年10月8日出具一份蘇檢技文字（2000）第17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鑒定結論為：“送檢存單背面的兩行文字‘此款是鄧俠委托我放款’藍色圓珠筆書寫的系1996年8月左右形成；紅色圓珠筆書寫的，由于缺少對比樣本，不能鑒定其實際書寫時間”。鄧俠對該鑒定結論有異議。

　　再查明，渦陽縣城郊馬寨儲蓄所（以下簡稱城郊儲蓄所）隸屬于渦陽縣馬寨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馬寨信用社），于秀英曾任該儲蓄所負責人。馬寨信用社于 1996年4月3日更名為渦陽縣城東信用合作社，1998年按中國人民銀行要求規范名稱為渦陽縣城東農村信用合作社。城郊儲蓄所于1996年11月6日啟用渦陽縣城東信用社赫莊儲蓄所公章。

　　原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鄧俠持有的存單是制式存單，存單上記載了儲戶的名稱、存款時間、存款金額、存入日期、利率及收存經辦人名章等基本要素，并加蓋有儲蓄專用章且由信用社工作人員出具，這些均為真實的。由于被告管理不善，不按有關文件規定收回已作廢的存單，致使其工作人員開出的存單存在瑕疵。但即使存單式樣已作廢，私章字體不規范，無復核人員私章亦屬瑕疵存單而非偽造、變造的存單。鄧俠作為存款人對存單的式樣是否作廢、工作人員的私章是否為正楷即使行使了充分的注意也難以知曉。城東信用社以存單的形式要件不真實否認其兌付效力的說法不能對抗存單持有人。對鄧俠持有的編號為№0174853的定期儲蓄存單，城東信用社僅以存單形式要件不真實，于秀英在此期間未上班、存單上存款利率高等推定存款關系不真實，但不能提供相應的證據，其主張不予支持，故鄧俠與城東信用社之間存款關系成立，城東信用社應承擔兌付存款本息的義務。于秀英作為城東信用社的工作人員吸收存款屬職務行為，至于未按照規定將存款記入單位帳目屬另一法律關系，不影響鄧俠向城東信用社主張兌付存款本息的權利。該院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一款、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判決：城東信用社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鄧俠人民幣599000元及其利息（從1996年8月21日至1997年8月20日止按月息12.81‰計算；從1997年8月21日至1998年12月12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計算；從1998年12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逾期罰息計算標準計付）。案件受理費10910元，由城東信用社負擔。

　　城東信用社不服原審法院的上述民事判決，向本院上訴稱：一、鄧俠所持有的編號為№0174853的定期儲蓄存單，從形式要件上來看，該存單在樣式、記載事項、印鑒、開具形式方面與真實的存單不符。1、上訴人提供的《關于農村信用社恢復借貸記帳法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組織好農村信用社新舊財務會計制度轉換工作的通知》、1993年12月28日馬寨信用社整存整取儲蓄存單、1994年1至2月馬寨信用社整存整取儲蓄存單充分證實鄧俠持有的存單樣式是在1994年1月1日之后就已經完全廢止的；2、存單上記載的利率是當時的貸款利率而并非存款利率；3、存單上僅記帳一欄中有“于秀英”一人的印章，沒有復核人員的印章，且使用的是于秀英個人私自刻制的篆字章，并非其工作時使用的正楷的銅制印章；4、存單的背面缺少第三聯，沒有復寫的印記，完全不符合存單的開具形式。二、證人于秀英的證言及《文件檢驗鑒定書》證實了被上訴人所持有的存單是雙方委托放貸的結算憑據。1、本案的事實是：于秀英長期為鄧俠放貸，1996年8月20日，其對前期委托放貸的情況進行了一次結算之后，應鄧俠要求，在自己的家中出具了這份存單。于秀英在該存單背面注明的“此款是鄧俠委托我放款”清晰地證實了存單的性質。2、于秀英的兩次證言與張友才的證言及其他借款人的證言等證據之間形成證據鎖鏈且相互印證本案事實，原審判決以于秀英為當時馬寨信用社的負責人且與本案有利害關系，其陳述又相互矛盾為由對其證言不采信顯然有失公允。3、上訴人提交的江蘇省檢察科學技術研究所《文件檢驗鑒定書》是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委托鑒定的，該證據證實了該存單正反兩面的文字是同時形成的，原審以該鑒定書非法院委托及不知其檢材來源為由，對此證據不予采納不公正。三、上訴人與鄧俠之間不存在真實的存款關系。鄧俠所持存單的存入日期是1996年8月20日，當天于秀英因病請假，根本沒有上班，客觀上不可能在儲蓄所接受鄧俠的存款并出具存單。當天當班的工作人員劉經武、賈芳亮、胡雪芹的證言及馬寨信用社當天所有的業務單據均證實當日鄧俠在儲蓄所未存入 59.9萬元。請求撤銷原判，依法改判。

　　城東信用社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證據：

　　1、中國農業銀行安徽省分行皖農銀（1992）362號《關于農村信用社恢復借貸記帳法有關問題的通知》；

　　2、中國農業銀行農銀發（1993）232號《關于組織好農村信用社新舊財務會計制度轉換工作的通知》；

　　3-4、1993年12月28日、1994年1月9日、1994年2月1日馬寨信用社整存整取儲蓄存單4張；

　　上述證據證明目的：

　　1、農村信用社從1994年起已全面開始使用借貸記帳法，收付記賬法已廢止；

　　2、鄧俠所持有的存單是已廢止的存單樣式，不具有兌付效力；

　　3、金融機構所有的存取款憑單依據行業規定，都應具有兩人交叉復核手續，鄧俠持有的存單僅有一人的記帳印章，而無復核章。

　　5、1995年3月14日馬寨信用社活期存單1張。證明目的為于秀英的工作章是正楷銅制扁章，而非篆刻私章。

　　6、我國儲蓄利率歷年調整表。證明目的為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核定的整存整取一年期存款利率為月息7.65‰，而鄧俠持有的存單記載的月息是12.81‰。

　　7、1996年8月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表。證明目的為月息12.81‰是1996年的貸款利率而非存款利率，且信用社作為專業金融機構不可能出具以貸款利率為標準的定期存單。

　　8、空白的收付記帳式儲蓄存單及1995年8月15日馬寨信用社儲蓄存單2份。證明目的為無論是記帳式還是借貸式存單，均應是一式三聯，并在存款時用復寫紙一次書寫而成，當存款人持存單取款時，由金融機構附上底單聯進行兌付。鄧俠持有的存單卻無記帳聯及底單聯，并在第二聯反面未留下復寫的印記。

　　9、馬寨信用社1996年8月20日發生的所有業務單據18份；

　　10、于秀英的請假條及信用社職工藥費批復；

　　11、1996年8月20日馬寨信用社當班人員書面證言6份；

　　上述三份證據證明目的為于秀英已于1996年2月16日請假治病；1996年8月20日未發生59.9萬元的存款業務；1996年8月20日當班工作人員是劉經武（男）、賈芳亮（男）、胡雪琴（女），當天業務單據上無于秀英印章，于未上班。

　　12、1999年4月3日阜陽法匯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韋對于秀英的調查筆錄（于秀英作出存單上59.9萬元款項形成過程及其開具存單目的的陳述）。證明目的為于秀英出具給鄧俠的存單上款項是雙方委托貸款結帳時形成的。

　　13、江蘇省檢察科學技術研究所蘇檢技文字（2000）第17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證明鄧俠持有的存單正反兩面字跡是同時形成的，其在取得該存單時已明確知曉59.9萬元款項是委托放貸形成的，而非是其在城郊儲蓄所的存款。

　　14、于秀英提供的為鄧俠放貸的情況說明及放貸結算情況（其中詳細敘述59.9萬元的形成過程、用款人及使用金額）；

　　15、1999年7月16日渦陽縣公安局副局長張友才出具的《證明》及1998年12月30日的結帳清單；

　　16、于秀英提供的由鄧俠簽字收到6筆合計115000元款項的清單（該清單中鄧俠簽收的6筆款項與上述結帳清單中扣除利息依據的款項相符）；

　　17、渦陽縣人民檢察院1998年12月18日、12月19日、12月21日詢問于秀英、蔡月云、史廷福、馮傳平的筆錄及蔡月云、史廷福、劉之順、汝新華通過于秀英貸鄧俠款的憑證；

　　上述四份證據證明目的為存單上所載款項并非儲蓄存款，而是鄧俠委托于秀英貸款雙方結算時形成的款項。

　　18、渦陽縣人民檢察院1998年12月18日、12月19日分別詢問鄧俠、鄧s、丁新民的筆錄及安徽省渦陽縣義門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義門信用社）出具的“證明”、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協助查詢存款通知書回執。證明鄧俠及鄧s關于59.9萬元存款來源的陳述經檢察院核查為虛假陳述，進而印證鄧俠未向城郊儲蓄所存款。

　　鄧俠辯稱：一、被上訴人持有的存單系上訴人出具的，且該存單的印章與記載內容均是真實的，而非偽造、變造的，因而是真實的存單。至于該存單的樣式已廢止、存單上只有于秀英一人的印章及存款利率不符合國家規定，只能說明上訴人工作疏于管理，被上訴人對其內部行為無知曉的可能和必知的義務，上訴人應對其單位及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負責，不能以存單有瑕疵進而否認存單的真實性。二、上訴人無有效證據證明存款關系不真實。1、被上訴人所舉耿多富、耿長遠1996年1月25日及7月25日的借款憑證、崔玉俠的借款手續及于秀英收取利息和換據情況等證據，均證明于秀英在1996年未停止工作及單位對其行為的認可，且于秀英在辦理借款手續時也只有一人簽名，利率混亂。2、張友才的證言沒有被上訴人承認放貸的說法，也不能證明于秀英與被上訴人之間是私貸關系。3、于秀英的證言中在數額、存單背面字樣形成時間及該字樣與開存單的用意上互相矛盾，不能作為證據使用。4、江蘇省科學技術研究所蘇檢技文字（2000）第17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非法院委托，既無鑒定人資格證明及鑒定人員簽名，也未經上級檢察院批準，違反了鑒定程序，且鑒定結論僅對其中一行進行鑒定，對另一行未作結論，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已撤銷渦陽、亳州兩級檢察院對被上訴人有罪的認定，因而該鑒定書不能作為定案依據。三、被上訴人存款資金來源合法，上訴人在本案中調查被上訴人的存款來源，無法律依據。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鄧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證據：

　　1、1996年8月20日存單一張。證明目的為該存單系上訴人開出，被上訴人存款是事實。

　　2、本院（1999）皖經終字第266號案卷庭審筆錄中于秀英關于存單上公章、私章均是其加蓋的、病休后有時也到儲蓄所去的陳述。證明目的為于秀英對存單上的公章及私章均系其所蓋、內容系其填寫事實予以認可，上訴人仍繼續使用此種憑證。

　　3、鄧俠的委托代理人于1999年12月4日對耿多福的“調查筆錄”（耿多福關于1996年1月26日通過于秀英從馬寨信用社貸款24000元，7月 25日、10月25日雙方進行過換據結息的陳述）。證明目的為耿多福所借款項系馬寨信用社所有，非個人之間借貸；于秀英全年均上班，借據上也僅有于秀英個人簽字，所收取利率也非常混亂。

　　4、鄧俠的委托代理人于1999年12月3日對崔玉俠的“調查筆錄”（崔玉俠證明1994年3月份，其由鄧俠介紹并擔保，于秀英以單位名義向其貸款7萬元，此后分五次收貸結息，1999年7月通過以貸還貸的方式重新換據）。證明于秀英病休后一直工作，其單位對其行為亦認可；于秀英于1999年4月3日的調查筆錄中關于鄧俠放款給崔玉俠的陳述不屬實。

　　5、鄧俠的委托代理人于1999年12月3日對汝新華的“調查筆錄”。證明汝新華最初是通過于秀英從信用社貸款的，雙方于1996年7月20日方重新換據，汝新華與鄧s不認識，鄧俠亦未向其催要過款。

　　6、鄧俠的委托代理人于1999年12月4日對史廷福的“調查筆錄”。證明史廷福與鄧俠之間存在借貸關系，史廷福與鄧俠不相識，借據是按于秀英要求出具的。

　　7、鄧俠的委托代理人于1999年12月5日對呂化真、崔建國的“調查筆錄”、渦陽縣人民法院（1993）渦法青字民字第66號《民事調解書》。證明目的為于秀英私人放貸時間久、范圍大，要湊出50-60萬元是很容易的事。

　　8、渦陽縣西陽信用合作社開具的兩張存單（該存單在利率記載及工作人員印鑒上同樣具有瑕疵）。以此對上訴人以瑕疵存單否認存單真實性作出抗辯。

　　9、鄧俠的委托代理人于1999年12月4日對馬明英的“調查筆錄”、渦陽縣工商銀行的電報劃單、進帳單、義門信用社真源儲蓄所抄錄的丁新民存折存取記錄、渦陽縣人民檢察院的查詢回執。證明目的為鄧俠存款有充足的資金來源。

　　10、原審法院1999年6月29日的庭審筆錄中城東信用社法定代表人田文杰回答鄧俠委托代理人的詢問記錄。證明目的為田文杰確認單位應對于秀英工作期間發生的行為承擔責任。

　　11、渦陽縣公安局于1999年7月5日對孫修會的“詢問筆錄”（孫修會關于于秀英從口袋里拿出存單，要將存單吃進，被其奪下的陳述）。證明鄧俠取款時，于秀英確曾控制了該存單，并有足夠的時間在背面書寫。

　　12、安徽省人民檢察院皖檢控復決（2003）01號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證明目的為渦陽縣人民檢察院給鄧俠定罪所依據的證據不實，不能將原案材料再作為本案中認定事實的依據。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存單和存款關系的真實性。綜合雙方當事人舉證、質證情況及訴辯意見，應作以下認定：一、本案爭議的存單存在瑕疵。城東信用社提供的1-9份證據表明，鄧俠持有的№0174835存單在樣式、記載事項、印鑒、開具形式等方面均有別于同期使用的真實存單，即：樣式已作廢；利率不符合法定的存款利率標準；僅“記帳”欄內有工作人員的印鑒，“出納”、“復核”欄內無工作人員印鑒；于秀英的印鑒為篆體印章，不同于其工作人員應使用的正楷印章；存單無復寫痕跡等。該存單雖然存在上述瑕疵，但存單上加蓋的“渦陽縣城郊馬寨儲蓄所專用章”是真實的，鄧俠亦是從該儲蓄所工作人員于秀英處取得的，因此該存單性質上應為瑕疵存單，而非偽造、變造的存單。城東信用社以瑕疵存單來否認存單的真實性的上訴理由，證據不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二）項第3目規定，鄧俠應對該瑕疵存單的取得提供合理的陳述。關于存單取得當時的情況，鄧俠在1998年12月18日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對其詢問時稱，存單上的款項系由其妹鄧s于1996年8月20日用尼龍袋將錢拎到其家，然后兩人一起到城郊儲蓄所存款，在儲蓄所里將59.9萬元款項交給于秀英，于清點結束后向其出具了該存單。但對于儲蓄所里當日工作人員的性別、清點錢款的人數細節上，鄧俠、鄧s的陳述不一致，鄧俠作出的是儲蓄所里有二、三人，存款是于秀英自己清點的陳述；鄧s作出的是儲蓄所里有二、三人，都是女的，包括于秀英，存的款儲蓄所里三人都清點的陳述。鄧俠與鄧s作出的陳述也與城東信用社出具的有關業務單據上顯示的當日工作人員性別上系兩男一女事實不符。關于存款來源問題，鄧s及其丈夫作出的陳述也不一致。鄧s作出了 30萬元現金從其婆婆處獲得，從阜陽收回一部分款，一部分為賣苔干款，另從義門信用社取了部分款的陳述，但義門信用社于1999年11月4日出具的“證明”中證實鄧s及其夫丁新民1996年8月份未在該社辦理過存、取款業務。丁新民作出鄧s在工商銀行房產信貸部提款十幾萬元的陳述。鑒于鄧俠對瑕疵存單的取得作出的陳述不盡合理，在細節上有疑點，城東信用社又否認雙方之間有真實的存款關系，因此本案應進一步查證鄧俠與城東信用社之間是否存在真實的存款關系。二、認定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存款關系真實缺乏證據支持。1、城東信用社提供的于秀英書寫的“我幫鄧俠放貸結算情況”（以下簡稱“結算情況”）上記載：1996年8月20日，鄧俠將貸款人出具的憑證拿出，其幫鄧俠將未收回的本息進行了清算，其中馮傳平借款9萬元，利息27810.02元；周金彥（包括蔡月云）借款14萬元，利息66549.42元；崔玉俠借款7萬元，利息27057.59元；史廷福借款17700元，汝新華借款37100元，耿長遠借款24000元，耿鳳英借款23500元，司廣華借款10000元，5人借款利息合計68754.36元。上述本金合計42萬元，利息合計 189171.57元，本息合計609171.57元，交給鄧俠10171.57元，余款59.9萬元在鄧俠的要求下出具了本案所涉存單。對于于秀英的情況說明，經與雙方提供的證據核實，其中馮傳平于1998年12月21日在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對其的“問話筆錄”中對通過于秀英借鄧俠9萬元款事實予以認可；蔡月云于1998年12月18日在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對其的“詢問記錄”中作出通過于秀英貸款，并向鄧俠出具條據的陳述；史廷福于1998年12月19日在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對其的“詢問筆錄”及1999年12月4日在鄧俠委托代理人對其的“調查筆錄”中對是否通過于秀英而向鄧俠借款事實陳述有出入，但對于 1995年從于秀英處借款，貸款時于秀英告知其該款是鄧俠的意思表示是明確的；汝新華于1996年7月20日出具了“今借到鄧s人民幣37100元”的條據，在1999年12月3日鄧俠委托代理人對其的“調查筆錄”中作出了通過于秀英從私人處借款歸還信用社貸款，于秀英稱所貸款為耿多才（鄧俠之夫）所有，并按于秀英意思出具上述條據的陳述；崔玉俠于1999年12月3日在鄧俠的委托代理人對其的“調查筆錄”中作出通過鄧俠找于秀英從信用社貸款的陳述，但借據上僅有崔玉俠與鄧俠的簽名；耿多福于1999年12月4日在鄧俠委托代理人對其的“調查筆錄”中陳述其子耿長遠所借24000元款項系從馬寨信用社借款，與鄧俠無任何關聯；渦陽縣人民法院（1993）渦法青民字第66號民事調解書證明于秀英向周金彥貸款的事實；在本息綜合計算上及交付鄧俠現金數額上，于秀英的上述說明與其于1998年12月18日在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對其的問話筆錄中陳述不一致；在出具存單的目的上于秀英作出了相互矛盾的陳述。綜合分析上述證據，于秀英的“結算情況”部分內容被證人證言確認，部分內容與證人證言及其他證據有矛盾，故城東信用社關于本案所涉存單是鄧俠與于秀英之間基于委托貸款關系而形成的結算憑據并非儲蓄存款的上訴理由，僅憑上述證據尚不足以認定；但上述證據可以證明于秀英有受托對外進行貸款的行為，并且不能排除鄧俠委托于秀英對外貸款事實的存在。2、城東信用社提供的渦陽縣公安局張友才于1998年12月30日為調解鄧、于兩家矛盾形成的“結帳清單”及由鄧俠分6筆簽收的合計125000元款項的清單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從“結帳清單”的計算方法上看，即先計算出自1996年8月20日至1998年12月30日 59.9萬元的本息后，再按照存單約定的利率分別計算出自鄧俠收取每一筆款項之日（共計8筆）至1998年12月30日該款項應得的利息，最后予以相減得出欠款數額。渦陽縣公安局張友才作為調解糾紛者對雙方結帳情況作出說明，故對該結賬清單的真實性應予以認定。盡管鄧俠于1998年12月18日在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對其的“詢問筆錄”中認為其簽收的款項是借于秀英的款，但亦不能排除該款項系鄧俠因委托于秀英貸款而從其處獲取的本息。3、江蘇省檢察科學技術研究所蘇科技文字（2000）第17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系渦陽縣人民檢察院委托鑒定的，鄧俠雖然對該鑒定書有異議，鑒定人亦未出庭接受質詢，但該鑒定結論目前尚無其他證據可以推翻，并且與1999年7月5日孫修會在渦陽縣公安局對其的“詢問筆錄”中作出的1998年12月10日鄧俠去赫莊儲蓄所取款，其隨鄧俠復印存單時，存單背面即有“此款系鄧俠委托我放款”字樣的陳述亦相吻合，故該鑒定結論可作為定案的參考依據。綜合分析雙方當事人的證據材料，從 1996年8月20日城東信用社業務單據上無于秀英工作記錄，城郊儲蓄所工作人員出具的當日無人攜帶59.9萬元存款的書面證言，鄧俠、鄧s關于存單開出當日城郊儲蓄所當班工作人員性別的陳述與事實不符，兩人關于交款后清點錢款的人數的陳述不一致，鄧s關于部分款項來源的陳述有疑點，于秀英有受托對外貸款的事實，鄧俠有委托于秀英貸款并收取本息的可能性，《文件檢驗鑒定書》作出的藍色圓珠筆書寫的“此款是鄧俠委托我放款”字樣系1996年8月左右形成的等一系列證據表明，本案證明存款關系不存在的證據具有高度蓋然性，而證明存款關系真實的證據明顯不足。故城東信用社主張其與鄧俠之間不存在存款關系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鄧俠與于秀英及有關單位或個人之間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屬另一法律關系，可另行處理。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改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阜經初字第31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鄧俠的訴訟請求。

　　一審案件受理費1091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10910元，合計21820元，均由鄧俠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錢 明 樹

　　代 理 審 判 員 霍 楠

　　代 理 審 判 員 徐 旭 紅

　　二00四年三月十九日

　　書 記 員 王 文 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