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固然可恨，但有些人往往是受到別人的唆使，強迫等因素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在法律中，當這種非主犯的犯罪嫌疑人想要減輕罪行時，該如何幫助其辯護呢?針對從犯盜竊罪辯護詞，小編將為大家進行解答，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從犯盜竊罪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律師法》的規定，xxx律師事務所接受上訴人梁某某及其家屬的委托，指派xx律師、xx律師擔任本案上訴人梁某某的辯護人，依法出庭參與訴訟。接受委托后，我們依法多次會見上訴人，多次查閱卷宗材料，并參加了一審庭審活動，我們認為一審法院并未查清案件事實，認定事實存在嚴重錯誤，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一審法院關于主從犯的劃分存在明顯錯誤，對于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梁某某，不能因為起主要作用的趙某、郭某某等人尚未到案，而不區分主從犯，甚至將從犯認定為主犯或者按主犯處罰。只要被告人確實起次要作用，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刑法關于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一)從趙某和郭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處的地位來看，其二人應被認定為主犯，具體理由如下：

從司法實踐來看，在一般共同盜竊犯罪中，下列幾種情況的盜竊分子，可以認定為主犯： 第一是盜竊犯罪的發起者和操縱者，在一般共同盜竊犯罪中發起并操縱盜竊犯罪的，可以認定為盜竊犯罪的主犯。第二是盜竊犯罪的邀約者和糾集者，是共同盜竊的積極分子和主導者，對他們一般可以認定為主犯。

根據本案的庭審情況(庭審中上訴人梁某某、原審被告人萬某某、宋某某等都明確供認了趙某的犯罪事實和主導作用)和本案的證據材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趙某系盜竊犯罪活動中的主犯，盜竊犯罪活動主要是由其起意、策劃，收益也全部歸其分配，是本案盜竊活動中的領導者、指揮者、犯意提起者，他策劃、糾集、組織、聯系、指使萬某某、王某等人參與犯罪活動，趙某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處于絕對的領導地位和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

郭某某主導了本案中的銷贓活動，對于收購贓物人的聯系、銷贓車輛和人員的安排，銷贓的稱重、贓款的領取和分配都是由郭某某負責的。

(二)梁某某應被認定為從犯的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

起次要作用的盜竊犯，是指起次要作用的實行犯。所謂次要的實行犯是對于主要實行犯而言的，是指雖然直接參與實施了盜竊犯罪構成要件的客觀行為，但所起的作用處于次要地位。一般具有如下特征：(1)被他人勸誘或糾集而被動參與盜竊;(2)在實行盜竊犯罪中處于被支配地位;(3)沒有實行盜竊犯罪中的一些關鍵重要情節，如撬鎖和直接搬拿錢物或者雖有實行，但屬于協助性質行為;(4)不能主持分贓或分得贓物較少。

本案中上訴人梁某某是因家里經濟壓力大，母親患病急需用錢、兩個智障孩子的醫療費也十分昂貴而被趙某勸誘、糾集，被動地參與犯罪活動的，其并未參與實行盜竊犯罪的關鍵重要情節(撬鎖、搬貨)。在銷贓和分贓兩個重要環節中也沒有任何的發言權，梁某某在犯罪過程中是望風和協助銷贓，梁某某只是被動地跟隨趙某聽從趙某的指揮，對于整個盜竊活動根本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權力。

另外，梁某某最初的作用只是收購贓物，而非參與盜竊活動。趙某最初找梁某某是因為梁某某從事廢品收購生意，趙某想在盜竊成功后第一時間銷售給梁某某，當趙某第二次找梁某某要求其收購贓物時，恰逢郭某某在場，郭某某提議直接銷售給高價收購廢品的大老板，并提出由其負責安排車輛和人員，直接銷贓給其他人能獲取更多利潤，梁某某才由最初的收購贓物轉變為協助銷贓。事實證明整個銷贓及車輛人員的安排都是由郭某某安排的，梁某某只是協助趙某和郭某某銷售贓物，其在整個盜竊活動中是處于被支配地位，起次要作用的，應認定為從犯。

綜上，上訴人梁某某既非盜竊犯罪的發起者和操縱者，也非盜竊犯罪的邀約者和糾集者，其最初只是負責收購贓物，后來在別人教唆下才轉化為協助銷贓，在共同犯罪中處于從屬、輔助和被支配地位，起次要作用，系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而原審法院對上述證據和事實置之不理、錯誤地將梁某某認定為主犯，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

二、原審判決在證據采信方面舍本逐末，其認定涉案物品重量為4741.52公斤存在明顯錯誤，涉案物品的實際重量為2333公斤。

(一)原審法院僅以受害單位單方陳述作準有失公允，且受害單位內部人員對于被盜黃銅廢料的重量陳述出現多處矛盾，不足采信。

1、受害單位總務副理于某某稱該廠被盜4741.52公斤高導銅廢料，而被害單位倉庫組長張某稱：“那些銅片都是用白色的蛇皮袋裝好的，每袋約20公斤，一共被盜了約100袋”。根據張某的證言，該廠被盜的黃銅廢料約為2000公斤。根據被害單位提供的“高導銅入庫數量”表，可計算出平均每袋廢銅料的重量為23.33公斤，那么100袋廢銅料約為2333公斤。

(二)涉案物品實際重量為2333公斤，上述認定有充分的證據支撐。

根據偵查機關對謝某某(地磅人員)的詢問筆錄及《全電子汽車衡稱重單》可知，10月4日在其地磅處過磅的白色五十鈴人貨車，車牌號XXXXXX，總重為5190公斤，可知涉案黃銅廢料與車身總重為5190公斤。根據偵查機關對魏某某(地磅人員)的詢問筆錄及《全電子汽車衡稱重單》可知，10月4日在其地磅處過磅的車牌號為XXX的車，車身重量為2860公斤，可知涉案黃銅廢料的實際稱重應為2330公斤。

訊問筆錄第106頁第六行萬某某說：“趙某就說一共偷了103袋的銅渣，那些銅渣2噸多，賣了11萬”。

訊問筆錄第143頁最后一行王某說：“我們盜得廢銅約103袋，每袋約25公斤”。

訊問筆錄第58頁中間位置劉某某說：“那些高導銅廢料每袋重約25公斤，我們共盜竊了103袋，總重量約2575公斤”。

被告人萬某某、王某、劉某某都供述說偷了大約100袋，每袋大約25公斤，總計約為2500公斤。

不論是被害單位員工張某供述的2000公斤，根據高導銅入庫數量表計算得出的2333公斤，地磅稱重的2330公斤，多位被告人供述的2500公斤，還是破案報告中評估的3.4噸(3400公斤)，都與受害單位報案時所稱的4741.52公斤相差甚遠。

原審法院無視被害單位員工的證人證言、書證高導銅入庫數量表、地磅人員謝某某魏某某的證人證言與書證《全電子汽車衡稱重單》、多位被告人供述等相互印證的證據所形成的完整證據鏈，且完全忽視破案報告中對涉案黃銅重量的描述，僅以被害人單方供述的數據為準作出的判決，對于上訴人及其他被告人有失公允。被盜黃銅廢料的實際真實重量直接影響到本案被告人的量刑，原審法院未能如實查明該問題，極可能釀成輕者重刑、罪刑不相一致的情況發生。

(三)被告人梁某某在訊問筆錄中關于被盜黃銅廢料重量陳述為傳來證據，其證明力應低于前述的證人證言、書證，且孤證不定案，不應被采納。

本案中梁某某供述“之前郭某某就和那個地秤的老板商量好了讓他稱重的時候減少一噸，所以這些盜竊得來的銅廢料在這里稱得的重量是2.4噸，但實際重量是3.4噸”。關于稱重減重的細節問題是梁某某聽郭某某說的，屬于傳來證據。梁某某在稱重時并不在地磅現場，地磅程序是由郭某某完成的。傳來證據的證明力低于原始證據，在只有傳來證據時，不能輕易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

本案中，關于郭某某是否與地磅老板串通在稱重時減少一噸，無其他證據相印證，且梁某某供述本身是否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尚不確定，又系傳來證據，系孤證，不能以此傳來證據作為定案依據，認定被盜黃銅的重量。

(四)被盜黃銅重量本應由偵查機關偵查、稱量得知，但本案是由受害單位在未經公證或見證、偵查機關不在場的情況下自行稱重，其真實數據有待二審法院重新查證，且由于涉及保險理賠問題不排除受害單位為獲得高額理賠而虛報、多報被盜黃銅重量。

受害單位多位員工的詢問筆錄中，僅有被害單位CPU事業處倉庫文員宋某一人陳述了對于被盜黃銅廢料的重量如何計算的過程，宋某稱“案發當天下午，CPU倉庫黃某某借用制作部員工到廢料倉庫，協助我們稱剩下沒有被盜高導銅廢料，之后我就用之前統計的總重量(23408.39)，減去當時稱重的總重量(18656.87)，稱完之后才知道被盜走的高導銅重量為：4741.52公斤”。

我們認為上述重量的計算缺乏事實依據和證據支撐，具體理由如下：

1、之前的統計數字是否真實準確，無法查證?剩余黃銅的稱重是否科學、準確、客觀，也無法查證?由此可知，二者相減得出的4741.52公斤是否真實，更無法查證!

2、案發后的現場保護、被盜黃銅重量的統計本應由偵查機關主導，受害單位協助完成。然而本案中是被害單位單方面內部人員進行計量，偵查機關無人到場，且并未對此進行公證、見證，偵查機關未對案發現場的剩余黃銅廢料進行稱重，因而計算得出的被盜黃銅重量值得商榷。

3、由于該廠案發后需向保險公司提出保險理賠，不排除在計算重量的過程中，多報被盜前黃銅重量，少報被盜后剩余的黃銅重量，從而使得計算出的被盜黃銅重量高出實際被盜黃銅重量，被害單位所得出的被盜黃銅重量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應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如被害單位員工的證人證言、地磅人員的證人證言、書證全電子汽車衡稱重單、被告人陳述等證據形成完整有效的證據鏈，方可認定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

4、案發于2010年10月4日凌晨2點左右，被害單位是在10月4日的上午8時許發現被盜倉庫門被打開。從被告人離開案發現場到被害單位發現被盜，期間倉庫門一直打開，不排除該倉庫有二次被盜、惡意轉移剩余黃銅或故意隱瞞黃銅重量的可能。

因而，受害單位單方提供的被盜黃銅重量作為孤證，不能準確證明實際被盜黃銅的重量，懇請貴院予以查明。

三、被盜黃銅廢料的價格核定，應以被害單位在被盜后剩余的黃銅進行實物勘驗，但本案中是以案發日公開市場全新物品的中等幅度價格為依據，眾所周知金屬新舊程度對于其市場價格有較大影響。

(一)原審法院僅以沒有實物勘驗的價格核定書(而非鑒定結論)認定被盜黃銅市場價值過于片面，且受害單位內部人員對于被盜黃銅的價格出現多處矛盾，不足采信。

受害單位總務副理于某某稱該廠被盜黃銅廢料每公斤價值約100元人民幣，價值約為474152元，而受害單位總務組長謝某某稱：“(被盜黃銅)價值約300000元”。其二人對于被盜黃銅的價值描述相差巨大，本身自相矛盾，并且結合東莞市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關于對黃銅廢料涉案財產參考價格核定的復函》所提供的在案發日公開市場全新物品的中等幅度價格每公斤31.50-38.00元，受害單位所表述的被盜黃銅廢料價格也過分高于市場全新物品的價格。

(二)本案應以被害單位在被盜后剩余的黃銅進行實物勘驗。

東莞市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在《關于對黃銅廢料涉案財產參考價格核定的復函》中回復：由于該案所涉及的實物沒有追回，我中心無法對實物進行現場勘驗，故無法對該涉案財產做出準確的價格核定。因案件辦理需要，我中心按照你單位提供的涉案財產材料、品質，經市場調查，現提供在案發日(2010年10月4日)的公開市場全新物品的中等幅度價格，作為案件辦理時的參考依據。

本案中盡管被盜黃銅實物未被追回，但是之前保管在同一倉庫內的被盜剩余黃銅(18656.87公斤)還在受害單位，該實物與被盜黃銅實物的品質、價值、折舊程度應一致。因此，偵查機關及受害單位應以剩余黃銅為樣本，呈送東莞市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進行價值評估，而不是以案發日公開市場全新物品為價格認定對象。

東莞市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在無法做出準確的價格鑒定情況下，僅出具了一份《東莞市涉案財物參考價格核定表》，載明如是全新物品，數量為4741.52公斤，其價值為149357.88—180177.76元人民幣，但根據受害單位的報案情況及偵查機關的查明情況可知被盜物品為黃銅廢料，絕非全新黃銅。如果按照該表顯示的在案發當日公開市場全新物品的中等幅度價格(31.50~38.00元人民幣)每公斤，取其最低值31.50元人民幣每公斤，以2330公斤重量計算可知全新物品的市場價值為73395元人民幣。所以，被盜的黃銅廢料實際價值應遠遠低于73395元人民幣，涉案金額不應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

價格核定不是以本案的實物進行鑒定，鑒定機構依據受害單位單方提供的文字性描述，參照市場全新物品的價格做出價格核定，本案忽略完整有效的證據鏈僅以此為據作出的判決不客觀、不公正，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以此價格核定定罪量刑也有違疑罪從輕、疑罪從無的原則。辯護人認為原審判決認定涉案物品價值人民幣149357.88元，缺乏證據支撐。原審合議庭忽視這一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懇請貴院予以重點查明。

四、原審法院以原審被告人萬某某、劉某某、王某的供述為11萬元人民幣及梁某某的供述為16萬元為由，從而認定本案中盜竊金額涉案物品價值人民幣149357.88元合理，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推論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也不符合客觀歸罪的原則。

我國刑事審判的最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不能以口供定罪，是重證據輕口供，上述四人關于銷贓金額均是聽說的，系傳來證據，不排除有誤傳的可能，且沒有其他證據相印證。

真正負責銷贓的趙某和郭某某未歸案，實際交易的價格無法確定，如趙某、郭某某歸案后偵查發現實際銷售廢銅料的價格并非11萬元，豈不是又釀成一冤假錯案?

上述口供的證據效力明顯低于由被害單位員工的證人證言、書證高導銅入庫數量表、地磅人員謝某某魏某某的證人證言與書證《全電子汽車衡稱重單》、多位被告人供述等相互印證的證據所形成的完整證據鏈條，不足采信。

同時，我們建議二審合議庭向過磅單位及相關個人核實具體數量和金額，查明事實爭相，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上訴人梁某某除具有立功的法定從輕情節外，還具有八項酌定從輕情節，而原審法院均未予以采信且未能說明理由，具體如下：

(一)罪前酌定從輕情節：

1、上訴人在犯罪前表現一直很好，尊老愛幼，團結鄉鄰，無任何違法犯罪記錄，梁某某所在村出具的《村委證明》證實了此點;

2、上訴人系初犯，其是為生活壓力所迫、被人勸誘繼而淪為別人的犯罪工具。

(二)罪中酌定從輕情節：

1、上訴人最初只是負責收購贓物，在其他嫌疑人盜竊成功后要其收購時，其發現數量和金額巨大，無力收購才協助銷贓的，其參與盜竊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其積極主動地提議從事盜竊犯罪活動，這反映了上訴人主觀惡性相對較小;

2、從社會危害性看，上訴人剛剛從事盜竊犯罪活動就被抓獲，其主動交代了犯罪事實，并積極配合公安人員迅速抓捕同案犯宋某某，減小了社會危害性，根據罪刑相一致原則，也應對上訴人酌情從輕處罰。

(三)罪后酌定從輕情節：

1、上訴人到案后主動認罪，有明顯的悔罪表現，除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還積極檢舉揭發本案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

2、從人身危險性方面來看，上訴人既無前科，也沒有任何抗拒抓捕的行為，從其身上和住處沒有搜到任何槍械或管制刀具，人身危險性較小(詳見偵查卷，三中派出所的《到案經過》，梁某某在到案過程中，沒有拒絕、阻礙、抗拒、逃跑行為);

3、從其反省態度來看，上訴人在偵查過程中，在偵查機關還未查實其分得贓款的前提下，就主動退還全部贓款，減輕了受害單位財產的損失，有明顯的悔罪表現(詳見《東莞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單》梁某某頁、扣押說明);

4、另外，上訴人家庭情況十分困難，其母親身患重病亟待救治，其二子一女年幼尚待撫養，其中兩個孩子還有智力障礙，其妻子無業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整個家庭都需要上訴人的照顧，他是整個家庭的經濟支柱，懇請貴院從刑罰人道主義和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角度考慮，對其從輕處罰。

綜上，原審法院認定主從犯錯誤，關于量刑的涉案物品的數量和金額均未查清，量刑時也未充分考慮上訴人的法定和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懇請貴院查明事實，依法改判!

此致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由上述的辯護詞可以分析得出，在幫助從犯進行辯護的過程中，應提出其犯罪人員的主從關系，并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來支撐觀點，再從犯罪嫌疑人的罪案動機下手，進行解釋與分析，爭取為被告人減輕一部分罪行。從犯盜竊罪辯護詞就是這些，如果你還有相關的疑問不懂的，可以登錄律霸網站進行在線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