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對合同的“統一論”和“分離論”的分析，闡述了合同成立與合同效力的關系和區別。前者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屬于事實判斷；后者是法律對已成立合同的評價，屬于價值判斷。只有已訂立的合同才能生效。兩者的區別體現了現代合同法的精神，即合同自由原則與國家法律干預相結合。在合同生效要件方面，還應注意區分合同效力登記與合同履行中權利轉讓登記。所謂合同的效力，是指合法訂立的合同對當事人的法律效力。根據合同有效性要素的滿意度，有不同類型的有效性。同時，合同的約束力、合同的法律約束力和合同的法律效力是不可混淆的三個概念，它們在存在的階段和內容的范圍上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本文還從合同成立不同階段的責任形式、效力和效力入手，通過分析國內外現有的觀點和做法，進一步探討了對其責任的規制。在合同成立和無效之前，是締約過失責任；合同成立后，合同生效前，締約過失責任理論可以成立。合同有效成立后，既可以是違約責任，也可以是締約過失責任，甚至兩者兼而有之。【關鍵詞】合同成立、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合同約束力、法律約束力、法律效力在《合同法》頒布前，合同的成立、效力和效力一直是我國理論界的薄弱問題之一。長期以來，根據合同的“統一論”，三者并沒有嚴格區分。然后混淆了合同的不成立、無效和無效三個概念。法院經常做出合同無效判決，使當事人依法感到困惑，高達40%-50%。這種對無效合同的過度認定不僅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浪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當事人的合同自由，不利于尊重當事人的意思，甚至導致民商法上的信任危機。《合同法》頒布后，理論界和司法界開始對其進行區分。雖然學者們寫了很多文章，但他們有不同的觀點和觀點。很難對這三者形成統一的認識，由此產生的合同約束力、合同法律約束力、合同效力和法律責任形式按其不同階段劃分，甚至造成更加混亂的局面。本文試圖對合同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進行反思和探討。1、 合同成立與效力的“統一論”與“分離論”。所謂“統一論”，是指合同的成立與效力沒有區別。合同成立要件本身包括合同效力要件。因此，合同的成立即為有效成立。它具有法律效力。這一理論起源于羅馬法。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訂立合同的目的是實現合同產生的權益。如果既定的合同不能生效，締約雙方訂立的合同就只是一紙空文。無法實現其合同的目的。正是因為雙方當事人約定的目的是使合同生效，羅馬法規定了“同時性原則”。有人認為，法律行為的成立必須與其效力同時進行，因此，權利原因的事實并不具備所有要素，也不會產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說，合同是否成立，不僅要考慮合同雙方是否達成協議或表示同意，還要考慮合同當事人是否有訂立合同的能力，合同的內容是否合法等。然而，當德國或法國繼承羅馬法時，這一原則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根據臺灣學者王琦先生的解釋，這一變化的原因是羅馬法非常重視法律行為模式，忽視了當事人的含義。一旦法律行為的方式得到遵守，該行為自然有效。因此，沒有必要區分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效力。文藝復興以來，個人主義在歐洲蓬勃發展，自由意志主義在民法中占據主要地位，法律行為方式逐漸退居第二位。因此，有必要區分法律行為的成立與效力、不成立與無效。[2] 因此，“分離論”應運而生。合同的訂立和效力是嚴格區分的，每一項都有自己的構成要素。合同成立與否，主要取決于合同當事人是否就某一事項或行為達成協議或明示協議，合同當事人是否具有訂立合同的能力，合同內容是否合法。已訂立的合同符合有效性要求的，為有效合同。如果不符合有效性要求，則可能導致無效、可撤銷和未確定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