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聚氰胺事件顯示企業明顯缺乏社會責任有關注者在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對比《經濟日報》與《華爾街時報》對該事件的報道所著力討論的問題：《經濟日報》評論所著力討論的問題為企業的道德與信譽、企業的道德建設、奶業市場的健康發展、奶業振興、扶持奶農與奶企工作、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訓、奶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華爾街時報》著重探討投資中國的風險、中國貧富懸殊與財富分配的正義性、中國企業事故的承責與產品質量監督、民事傷害賠償的司法機制、中國新聞管制的后果、中國的食品安全恐慌、中國的新聞監督與司法賠償機制、中國食品安全執法力度、中國食品監管部門的責任。[①]通過對比可以發現，較之于《經濟日報》著重關注的宏觀方面，《華爾街時報》關于社會財富分配的正義性、中國企業事故的承責與產品質量監督、民事傷害賠償的司法機制等微觀問題的探討更為值得我們關注。（二）三鹿企業破產結石病患兒零清償盡管三聚氰胺事件促成了《食品安全法》的迅速出臺，但是關于三鹿奶粉的侵權行為尚未進入尾聲。三鹿人身侵權中的患兒能否在破產清償中得到補償成為了大家唯一關注的焦點。我國現行《破產法》第一百一十三條如此規定:破產財產在優先清償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后，依照下列順序清償：(一)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二)破產人欠繳的除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三)普通破產債權。三鹿人身侵權損害賠償屬于一百一十三條第三款，普通破產債權。可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在三鹿企業破產清償中侵權責任之債是被列為普通破產債權來清償的。2009年11月29日，全國各大報紙均刊載了這樣的文章，《三鹿破產已裁定終結，30萬結石患兒無望獲得賠償》，細節內容如下：石家莊中院日前作出裁定，終結已無財產可支配的三鹿破產程序。裁定中顯示，三鹿對普通債權的清償率為零。按照法律，企業宣告破產后，優先償還的部分包括員工的工資和社保，此后是抵押債權，即如果有銀行貸款，那么需要將抵押的房屋土地等不動產拍賣后向銀行還債。最后，才涉及到償還普通債務，包括對患兒的賠償部分。[②]（三）對于破產企業零清償的社會思考與法律思考破產三鹿零清償意味著30萬名結石病患兒的得到補償的希望已經落空，痛心之余也留給我們更多的思考恐。首先是關于企業的社會責任、食品安全、政府監管等等問題，也有包括破產企業財產清償順序問題，如何更好的進行破產企業財產清償順序的設計，為人身損害侵權事件中的被侵權人提供補償。二、普通債權在破產財產分配中的制度設計缺陷（一）我國人身侵權損害賠償制度缺陷無法彌補受害人損失人身損害賠償，是指民事主體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受到不法侵害，造成傷、殘、死亡及其他損害，要求侵權人以財產賠償等方法進行救濟和保護的侵權法律制度。人身損害侵權債權，是賠償權利人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人身損害賠償金。我國現有的賠償制度以補償性賠償為原則，所謂補償性賠償原則，就是指對損害事實負有過錯的當事人，須賠償受害人因其不法行為而遭受的實際損失的責任制度。補償性賠償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補償性賠償以補償損失為原則，即加害人的賠償數額不得超過受害人因加害人的違法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二是補償性賠償的損失范圍以實際發生的損失或可預見利益損失為限，即只賠償受害人因加害人的違法行為而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和可預見利益的損失。[③]這種賠償制度的設計符合我國現實，僅僅是這種最低限度的補償性賠償原則，在三鹿企業破產中也無法得到清償，法律實踐展示了這樣的法律盲點，當企業面臨破產時無力賠償受害人時，受害人的侵權之債被歸為普通財產清償往往得不到清償，致使這種最低程度的保障無法實現。（二）合同之債與人身侵權損害賠償之債的相異性對普通債權的清償是破產企業財產清償的最后步驟。普通債權，指除職工債權、社保費用和稅收債權外的無擔保債權，統稱為普通債權，總體上由無擔保合同之債與侵權之債組成。侵權之債與合同之債相比具有差異性：其構成要件、形成原因和歸責原則方面就有很大不同，在救濟程序和救濟方式方面的差別更為明顯。合同關系本質上是交易關系，而損害賠償乃是一種責任關系，它并不是基于當事人的意思產生的，而是侵害人依法向國家負有的責任；合同行為是當事人旨在設立、變更或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合法行為，是法律所鼓勵的話躍經濟、創造財富的合法行為，而人身損害侵權是法律所禁止的非法行為。[④]三、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的優先性（一）人身權價值位階的優先性隨著近代人權運動的發展，生存權、健康權作為一項神圣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已經在許多國家的憲法上得到了確立。為了使這一憲法中的權利得到實現，有關個人與企業的權利受到限制也是理所當然的。在企業的破產分配中，涉及職工權利、國家稅收優先權，為保障企業職工不隨著企業破產同時破產，使職工“預支”的智力、體力得以補償賦予職工優先權是正確的；國家稅收的損失就是納稅人的損失，是大量社會財富的流失，需要予以保障。在普通債權中，合同之債和人身侵權損害之債所代表的利益分別為企業和個人的經濟利益，人身權與健康權的極大損失。因此賦予人身侵權損害之債優先權是符合社會利益的，尤其是在以三聚氰胺事件為代表的大規模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的事件中更應該予以確立。（二）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的不可預期性合同之債的當事人對合同有合理的預期，可以就對方當事人的違約行為采取眾多的預防措施，如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擔保、索取預付款、變更和解除合同等。而侵權行為的受害人對于侵權行為的發生往往是不可預期的，受害人也就不可能或者說很難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對于人身侵權損害這種非合意之債的發生，因為其與合同之債的巨大差異性，在破產財產的分配中對于二者的清償應該有明確的劃分，賦予人身侵權損害賠償在破產財產清償中的優先權。（三）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對人身侵權賦予優先權當債權人已資不抵債，無法清償到期債務而進入破產清償順序時，不僅會使侵權受害者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而且也不利于對生命權、健康權等基本人權的保護。所以無論從理論中抑或實踐中，對侵權之債（特別是人身侵權之債）在破產財產分配中應給予一定的優先地位，使其在普通債權中得以有限清償。[⑤]以三聚氰胺中結石病患兒的侵權損害賠償為例，人身損害侵權侵害的是人身權，在企業的破產財產分配中，第一順序設計職工利益，第二順序則為國家利益，普通債權中的人身侵權尤其是三聚氰胺事件為代表的大規模人身侵權則在其中涉及巨大的社會利益，而國家利益是與社會利益連成一體的，保護國家利益的出發點則為保護整體上的社會利益。現代企業已經從以“市場為導向”轉向以“社會責任為導向”，突出強調企業對社會的責任。企業之所以會發生大規模的侵權行為與缺乏社會責任感是分不開的。在企業破產分配中，如果將人身侵權損害賠償之債置于普通債權之外，盡管某些企業的利益有喪失，但是企業以一種社會化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這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另外一種體現，畢竟相對于實力強大的企業，個人抵抗侵害的能力是非常弱小的。四、人身侵權損害賠償之債的優先性設計及社會意義（一）人身侵權損害賠償案件中破產財產中的分配順序本文對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的破產財產中的分配順序建議設置在我國新《破產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二款，與破產人欠繳的除前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相并列。（二）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對應三聚氰胺事件與華爾街時報的報道，我們可以觀察到：三鹿企業破產零賠償顯示出在破產財產利益平衡機制中，大量的被侵權人無法得到補償，社會財產分配的正義性無法顯現，企業承責機制并不完善。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使得企業社會責任以法律強制的方法得到另外一種體現，這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強化也是一種良好的宣傳。（三）彌補社會保障體系的缺陷、緩解社會矛盾社會日益發展，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危險作業等都潛伏大量的風險，極易發生大量的和大規模的侵權事件，在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在企業破產清償中規定對侵權行為侵權的優先權，有助于保護被侵權人的利益。在企業破產財產分配中建立起對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的合理機制，對于保護被是侵權人、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防范大范圍的社會問題發生對社會說有利的。近年來大規模的社會事件層出不窮，能夠在法律制度層面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對于緩解社會矛盾從而避免大規模的群體事件，維護社會的和諧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