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舊案引起的思考大概四年前，一位國家級足球裁判將南方的某體育報訴諸法庭，聲稱其有關收受賄賂吹黑哨的報道侵害了該裁判的名譽權，請求法院判決高達百萬之巨的精神損害賠償。審理期間，法院邀請在京的部分民法專家開咨詢會發表意見，專家們對于被告構成侵權并無爭議，分歧在于到底應該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多少精神損害。一種意見認為，原告為名人，其為名聲之建立付出了更多的勞動，在名譽受到損害時應當多賠。相反的觀點認為，法律對名譽權之保護并不區分受害人之社會地位、財產狀況、教育程度等身份因素，而是對于全體社會成員予以平等保護。名人名譽受損，也無需被告多賠。至于賠償數額，有的學者認為無需滿足原告的巨額賠償要求，因為在訴訟前和訴訟進行中，原告并無嚴重精神損害癥狀，也未提供相關的證據。有學者建議判決被告賠償5至10萬元（包含了原告為進行訴訟而花費的調查取證費用、合理的律師費用等實際的財產損失）。后來，一審法院判決被告賠償85000元；被告上訴后，二審法院維持原判。為什么一些學者當時主張在此范圍內賠償原告的精神損害呢？精神損害與可賠償的精神損害對于精神損害的概念和范圍，多年來學界眾說紛紜，立法未作明確界定，司法解釋亦搖擺不定。主要觀點有兩種，一種是所謂的廣義精神損害說，認為精神損害是指財產損害以外的其他全部非物質性損害，包括死亡、殘疾、一般傷害，也包括因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以及隱私權遭受損害而產生的精神損害。狹義精神損害說則認為，精神損害僅指受害人因人身權利遭受侵害而遭受的精神痛苦、肉體疼痛和其他嚴重的心理反常后果。這種觀點進一步認為，人的死亡和殘疾傷害等損害后果既有財產損害方面的內容，又有受害人或其近親屬的精神痛苦和其他嚴重心理反常方面的內容，只是后一個方面的內容才能歸于精神損害。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釋7號似乎采納了廣義精神損害的學說，將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納入精神損害的賠償范圍。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法釋20號則將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界定為財產損害。其觀點更接近于狹義精神損害說。筆者認為，將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以及治療傷殘所發生的各種費用，從精神損害中分離出去，確認為財產損失更為科學。精神損害應該是單純的精神、心理方面的損害后果。基于這一考慮，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目的主要是撫慰和懲戒。所謂撫慰，是撫慰受害人（或其近親屬）受到的肉體疼痛、精神痛苦等，使其盡可能回復到受害前的精神和心理狀況；所謂懲戒，是對加害人予以一定的懲罰，通過判令其支付賠償金額使其承擔財產上的不利后果。并非任何情況下和任何程度的精神損害都需要賠償。一般說來，判決受害人得到精神損害需要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其所受法律保護的人身權受到了侵害，而且法律或司法解釋規定了此種損害應適用金錢賠償的救濟方式。法律所保護的人身權主要指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身自由、隱私以及人格尊嚴以及某些尚未上升為權利的精神利益。二是精神損害達到了法律規定應當予以金錢賠償救濟的程度。因此，法律、司法解釋未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一般得不到支持；輕微的精神損害一般也不予以金錢賠償，但是可以判令加害人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考慮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在多次司法解釋中指出，確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應當考慮以下因素：1、侵權人的過錯程度；2、侵害的手段、場合和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3、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4、侵權人的獲利情況；5、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6、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而法律、行政法規對特殊類別的案件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做出規定的應依其規定依其規定。這些考慮因素和法律適用原則，對于絕大多數涉及精神損害賠償案件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說來，加害人故意甚或惡意侵害他人的，則可能承擔較高數額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反之，加害人僅因為過失、尤其是輕微過失侵害他人的，則可能少陪甚至不賠償精神損害。侵權人具體侵權情節的不同，可以反映出侵權人的主觀惡意程度和社會危害性大小的不同，口頭傳播還是利用大眾媒體傳播，加害行為實施于私人場合還是公眾場合，侵權手段一般還是極其下流……這些具體情節的差異都反映出侵權人的主觀惡性程度；此外，具體情節的不同，對受害人帶來的心理痛苦程度也是不同的，從而損害程度也不同。精神損害賠償原則上以侵權行為致人精神損害帶來嚴重后果為前提，在不嚴重的情況下，無需精神損害賠償；此外，確定賠償數額時，也應與損害后果相匹配，后果嚴重，則精神損害也更嚴重，侵權人的賠償責任也更重。之所以要考慮侵權人的獲利情況，是因為在有些情況下，可能受害人僅遭受了精神損害，沒有經濟利益的損失，但侵權人卻獲得了利益，如果不考慮侵權人的獲利情況而允許侵權人賠償后仍然獲得利益，顯然不合理，無法體現精神損害賠償對侵權人的懲戒與對受害人的撫慰功能。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也是考慮的因素，這是因為人們的經濟狀況千差萬別，同樣數額的財產損失對不同經濟程度的人來說，影響顯然不同，如果僅拘泥于形式上的平等，讓不同經濟狀況的人賠償同等的金額，有可能使富有的侵權人得不到懲戒，而相應的受害人也得不到撫慰。最后還要考慮受訴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這主要是因為精神損害賠償的補償和撫慰功能的實現依賴于受害人對金錢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又與當地平均生活水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