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大部分的刑事犯罪都是有一般主體構成的，但這其中也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犯罪，需要特殊的主體才能構成。就拿賭博犯罪來講，你知道其主體范圍有哪些嗎?如果不了解犯罪主體，那么就無法判斷行為人在有相關行為后是否構成賭博罪。下面，我們一起看看有關介紹。

(一)賭場受雇服務人員能否成為本罪主體

在賭博犯罪中尤其是開設賭場的賭博類犯罪中，必然存在著受雇為賭場提供服務的人員，這些人的服務對賭場的正常運營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這些受雇人員能否成為賭博罪的主體，實踐中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這些受雇服務人員明知賭場從事的是違法犯罪活動，依然接受雇傭，為賭博提供接送賭徒、望風、監場、發牌、配碼等服務，符合共犯的特征，應以賭博罪(共犯)追究這些受雇服務人員的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賭博罪的主體只能是賭頭、賭棍或者賭場業主，賭場受雇人員不屬于以上三種人，不能成為賭博罪的主體。

對于賭場受雇人員能否成為賭博罪的主體問題，我們傾向于第二種意見。理由是：

1、刑法第303條采取敘明罪狀的方式，將本罪的行為方式嚴格限定為聚眾賭博、開設賭場或者以賭博為業三種，也就是將賭博罪的主體嚴格限定為賭頭、賭棍、賭場業主這三種人，賭場受雇服務人員作為一般工作人員，無論他發揮的作用有多大(如“操盤手”)，他也僅僅是被雇傭的一般工作人員而已，并不直接參與賭博分成、承擔賭場風險等，只按照約定領取固定工資，因此無法將本罪的主體擴大解釋至這些賭場受雇人員。

2、刑法總則的規定原則上可以適用到刑法分則，但當分則有特別規定的時候，應當按照分則的特別規定對某類行為進行評價。對于開設賭場這種賭博犯罪行為而言，除業主外，必然會有一些受雇人員為賭場的正常運營提供服務，但立法僅規定開設賭場的成立犯罪，即對共同犯罪作了一個特別的限制性規定，一般服務人員不能成立本罪的共犯。這就像挪用公款犯罪肯定有使用人，使用人也肯定明知挪用的事實并為挪用提供幫助，但立法并不懲罰一般的使用人一樣。既然刑法第303條對本罪的行為方式作了限制性規定，則共犯一般理論無法適用到本條，也就不能以賭博罪的共犯追究這些賭場受雇人員的刑事責任。

3、有些賭場受雇人員的工作對賭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對自己工作的違法性、社會危害性都是明知的，但也只能對其進行治安管理處罰或說服教育，而不能追究其賭博罪的刑事責任。當有證據證明他們不僅從事一般服務，而且還參與了開辦、設立賭場，為賭博活動提供賭具或者組織、招引他人參與賭博，并從中抽頭營利的，應追究其賭博罪的責任，但此時不是因為他們成立賭博罪的共犯，而是他們行為本身已經單獨構成賭博犯罪。

(二)在賭場內放高利貸者能否成為本罪的主體

有人認為，這種在賭場內放高利貸的行為，客觀上使賭博活動在時間上得以延長、規模上得以擴大、賭注得以提高，擴大了賭博活動的社會危害性，其行為與參賭人員聚賭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而系聚眾賭博的形式之一，應當以賭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我們認為，在賭場內放高利貸者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理由在于：

1、在賭場內放高利貸的行為不是聚眾賭博。聚眾賭博是指為賭博提供賭場、賭具，組織、招引他人參加賭博，本人從中抽頭漁利的行為。在聚眾賭博中，行為人不但提供賭博場所，而且提供工具，并進行相關的組織活動，而放高利貸的人僅是在賭頭提供的場所內發放高利貸，收取高額利息，顯然與一般的聚眾賭博含義不同，無法將其歸入聚眾賭博之中。

2、在賭場內放高利貸的行為也不是開設賭場或者以賭博為業。對什么是開設賭場我們在前面已經作了介紹，這里不再重復，但須指出的是，此類行為強調的是營業性的組織賭博行為，放高利貸的行為顯然不是開設賭場;放高利貸本身并不是參賭方式之一，因此也就無法將其評價為以賭博為業。

3、在賭場內放高利貸的行為也無法評價為賭博罪的共犯。前面我們已經論述過，應將受雇服務人員和一般參賭群眾排除在賭博共犯之外。同樣的，在賭場內放高利貸者盡管其行為得到賭頭、賭場業主同意的，但他并不參與賭場的經營管理，也不從參賭人員身上抽頭漁利，同樣無法將其評價為賭博罪的共犯。

在賭場內放高利貸者既不屬于聚眾賭博，又不屬于開設賭場或者以賭博為業，還無法評價為賭博罪的共犯，因此也就不能構成賭博罪。

以上就是關于賭博犯罪主體的內容解析，希望能夠幫助你解開疑惑。一般來講賭博罪還是由一般主體構成的，只不過如果是國家工作人員犯該罪的話，有可能會加重處罰。如果你對于賭博罪還有更多的問題，保險起見還是咨詢律霸網站的專業律師。有律師幫助你分析案情，提出建議，相信問題一定會得到很好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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