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國《刑法》有關規定，人民法院在對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時，一般對涉及侵犯財產類、貪利類刑事犯罪原則上都實行了“雙處罰”的原則，即在對被告人適用主刑的同時又對其適用罰金的附加刑，這樣對刑事被告人既適用主刑又適用罰金的附加刑，人們習慣稱之為“雙罰制”。刑法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對有關刑事被告人在得到主刑處罰的同時使其在財產上也受到相應的處罰，使其“人財兩空，罪有應得”，得不到任何便宜，因此，“雙罰制”在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我國《刑法》第五十二條明確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的情節決定罰金數額”，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現行刑法對適用罰金刑規定的較為籠統、原則，加之一些基層人民法院受辦案經費制約，罰金執行難，靠財政返還罰沒款“以案養案”等，形成極不正常的刑事執法傾向，表現在一方面，于法無據的將適用主刑大幅度地“傾斜”于附加刑即罰金，以一旦被告人在判決宣告前“主動”繳納罰金后，其主刑的判處可酌情從輕為由，形成主刑與附加刑輕重位置顛倒的不正常現象;另一方面往往取“實用主義”，審判機關過多的充分的考慮了被告人家庭經濟狀況和支付罰金的能力，拿得出的就多罰，拿不出的就少罰或空罰，更有甚者還出現無人情的就多罰，有人情就少罰或不罰。這就導致了審判過程中的怪現象，同樣的被告人，犯罪的數額情節大體一致，交了罰金的得到了較輕的主刑處罰，沒交或少交罰金的得到相對較重的主刑處罰，無形中在社會上和被告人中間形成了一種“錢能買刑”、“錢能減刑”的錯誤認識，助長了不良的社會風氣，形成這樣不正常的執法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現行《行法》對適用罰金的規定不具體，過于原則。《刑法》雖然規定了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刑法分則中財產類犯罪和貪財類犯罪有罰金刑的規定，但是犯什么樣的罪，具有什么樣的犯罪情節，罰金刑應當怎樣適用、罰金刑和主刑的關系，適用了罰金刑主刑又怎樣適用，卻沒有具體的實質性的規定。這樣，法院在對刑事被告人適用罰金刑上就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罰多罰少由法院說了算，而不是法律說了算，有的法院甚至出現了多交罰金少判主刑或輕判主刑的嚴重背離刑法的不正常執法現象。

二、層基法院受經費困難，罰金執行難，靠財政返回罰沒款以案養案等制約，在適用刑罰時，過多考慮經濟利益，有的甚至于法無據的將適用主刑大幅度地傾斜于適用附加刑，只要刑事被告人“主動繳納罰金”和“已繳清罰金”就可以在主刑上獲得輕判，罰金常常在刑事判決生效前甚至未形成前提前被執行了，這樣既解決了或緩解了法院經費困難，又免去了罰金執行的環節，既確保了法院的利益，又保證罰金刑的“兌現”，法院和刑事被告人都得了實惠，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