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斗毆罪的幾個問題

一、“聚-眾”含義的理解

“聚-眾”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對聚-眾斗歐罪規(guī)定的構(gòu)成要素，因此，準確把握其含義，對于正確認定犯罪具有重要意義。從字面上理解，“聚-眾”中的“聚”是糾集、召集之意;“眾”指多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三人為眾”的說法，所以，“眾”應指三名以上的人。綜合起來，聚-眾就是糾集或召集三名以上的人。由于刑法在聚-眾斗毆罪中強調(diào)眾多的人形成一個整體與另一方進行斗毆，因此聚-眾中的人數(shù)應當包括實行糾集或召集活動的人，這種人通常是屬于首要分子。

此外，在理解“聚-眾”時，應注意三個問題：

(1)聚-眾既可以是事先糾集、召集，也可以是臨時糾集、召集。對于臨時的聚-眾，如果存在明確的糾集、召集行為，當然可以認定其斗毆行為系以聚-眾的方式實行，但對于沒有明確的糾集、召集行為的情況，也不可一概否定其屬于聚-眾。如先前斗毆者系某一不法團伙的成員，在其與他人斗毆時，與其同一團伙的其他成員臨時主動參與斗毆，則應當認定他們的斗毆行為屬聚-眾的方式。

(2)雖然構(gòu)成本罪需要存在一個斗毆的相對方，但并不要求相對方的人數(shù)也達到三人以上。即只要斗毆中的一方行為人具備聚-眾的要求，就可構(gòu)成本罪。因為，只要斗毆雙方中有一方屬于聚-眾，其行為就具有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性質(zhì)而須作為犯罪處罰;而且，從刑法的規(guī)定來看，在斗毆活動中，只要有聚-眾的情況，聚-眾斗毆罪就可存在。實踐中的斗毆有雙方各自聚-眾的，也有僅一方聚-眾的，不能認為僅一方聚-眾就沒有聚-眾斗毆罪的存在，否則，就明顯違背了刑法規(guī)定的精神。

(3)聚-眾不是聚-眾斗毆罪的實行行為，而僅是“斗毆”的一種形式。刑法雖然將本罪的罪狀表述為“聚-眾斗毆”，但不宜將聚-眾理解為與斗毆一樣，系本罪的實行行為。因為，其一，刑法僅將聚-眾斗毆的行為規(guī)定為獨立的犯罪，而未將非聚-眾形式的斗毆行為規(guī)定為獨立犯罪，從這種情況的立法精神上看，無外乎是聚-眾斗毆由于斗毆的人數(shù)多、規(guī)模大，因而其對社會公共秩序危害已達到要作為犯罪予以嚴厲懲治的程度。除此之外，恐怕無法解釋刑法對斗毆區(qū)分情況作不同處理的理由。所以，筆者認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規(guī)定的“聚-眾”強調(diào)的僅僅是斗毆的形式，而不是把聚-眾作為犯罪的實行行為。其二，從聚-眾行為的功能上來講，它僅是為以聚-眾的形式實行斗毆而作準備的活動，這種糾集、召集眾人的活動尚不會對公共秩序造成現(xiàn)實的直接損害，因而屬于預備犯罪的性質(zhì)。

二、“斗毆”含義的理解

“斗毆”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對聚-眾斗歐罪規(guī)定的行為要素，因而有必要準確把握其含義。從字面上理解，“斗毆”中的“斗”是“爭斗、斗爭”，且只能在雙方之間進行;“毆”即“毆打”，系施加暴力與人身之意，所以，“斗毆”是指相互以暴力攻擊對方身體的行為。在認定本罪中的“斗毆”行為時，應注意以下問題：(1)斗毆雙方均是非法以暴力攻擊對方的身體，不存在一方非法，另一方合法(如正當防衛(wèi)中的反擊)的情況。(2)斗毆中的暴力具有損害人身健康或剝奪生命的性質(zhì)。(3)斗毆須雙方同在犯罪現(xiàn)場，至于是短兵相接，還是采用槍擊的方式遠距離對射，對構(gòu)成犯罪沒有影響。

三、“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認定

“其他積極參加者”是刑法對聚-眾斗毆罪規(guī)定的一種犯罪主體，對其具體認定在實務(wù)中存在一定的疑難。筆者認為，“其他積極參加者”中的“積極”，是一個帶有心理評價的詞語，因此，這里的“積極”，強調(diào)的應該是行為人對聚-眾斗毆活動須持一種熱心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上的要求表明，刑法規(guī)定的精神在于，對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參加者，只有具有較大主觀惡性，才能對其參與的聚-眾斗毆活動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有人認為，積極參加者一般是指在主動參加聚-眾斗毆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屬于在共同犯罪中“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從刑法規(guī)定“其他積極參加者”的立法精神上看，其對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參加者是否應負刑事責任，是根據(jù)他們在聚-眾斗毆活動中體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惡性大小來決定的，而不是根據(jù)其在聚-眾斗毆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來考慮的。

四、是否存在未遂形態(tài)的問題

對于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未遂的形態(tài)，理論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聚-眾斗毆罪是行為犯，只要一著手實施犯罪就構(gòu)成既遂，不存在未遂的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聚-眾斗毆罪的法定犯罪行為由“聚-眾”和“斗毆”兩個行為構(gòu)成，當行為人在聚-眾斗毆的故意下著手實施聚-眾行為時，就已經(jīng)開始著手實施法定的犯罪行為，只有完成了聚-眾行為并著手實行斗毆行為時，才構(gòu)成聚-眾斗毆罪的既遂，如果僅僅實施了聚-眾行為就因意志以外原因而終止，應屬于犯罪未遂。筆者認為，在聚-眾斗毆罪中，聚-眾行為不是該罪的實行行為，只有斗毆行為才是本罪的實行行為。由于斗毆行為一經(jīng)實施即會對社會公共秩序造成直接的嚴重的損害，因此，行為人一經(jīng)著手實施該行為，即構(gòu)成既遂。這樣，在本罪中，也就不可能存在未遂的停止形態(tài)。同時，由于聚-眾行為是斗毆行為的預備行為，因此，在斗毆行為實行之前如果行為人事先實行了聚-眾行為，在該行為實行的過程中，可以存在犯罪的預備形態(tài)和中止形態(tài)。

五、共犯的認定

從刑法規(guī)定聚-眾斗毆活動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均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看，本罪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形。對此，須把握以下兩點：其一，并非在任何聚-眾斗毆的犯罪案件中都會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形。因為，在整個案件的罪行不太嚴重且首要分子只有一人的情況下，如果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行為屬于刑法第十三條規(guī)定的“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就不應認為犯罪。這樣須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分子的人數(shù)就達不到成立共同犯罪的要求。其二，首要分子的人數(shù)在兩人以上的情況下，雖然他們在聚-眾斗毆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會能有大小之分，但由于都屬于主要作用，因而都應當認定為主犯。只是在量刑時，仍須考慮其所起作用的差別。其三，其他積極參加者構(gòu)成犯罪時，其在聚-眾斗毆犯罪中可能是主要作用，也可能是次要或輔助的作用，應當根據(jù)其實際所起作用的大小，而認定其系主犯還是從犯。其四，對參與聚-眾行為而未參與斗毆行為的首要分子或其他積極參加者，在排除其構(gòu)成中止或預備形態(tài)的情況下，應與參與斗毆行為的其他首要分子或積極參加者一起，共同對斗毆行為承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