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賄案件的證據

被告人周某系某國有銀行支行負責人，周某被公訴機關指控犯受賄罪，一審法院認定：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該支行先后11次向某企業發放貸款共計1億元，并同意降息。周向該企業經理劉某提出：對有功人員能否表示一下？劉同意。1998年初，周-想開辦一個家私市場，于是，周向劉提出要30萬元，周以勞務費的名義開具發票四張，總金額30萬元，周將此四張發票交給該企業，經劉某同意后，該企業將30萬元的匯票背書轉讓給周。周控制并使用該筆款項。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劉某等人的證言、銀行貸款和企業支付30萬元的會計資料以及被告人周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認等。二審法院以證據不足發回重審。重審中，周某在庭審中供述，其在偵查階段的供認不屬實（稱有刑訊逼供現象），這30萬元系劉某在家私市場項目上的投資，結合其他證據，重審判決認為，不能排除這30萬元系他人投資的可能，指控周受賄30萬元不成立。[1]

本案事實的認定，幾份判決書大相徑庭，蓋因受賄案件的證據具有區別于一般刑事案件的一些顯著特點，體現在：一是證據相對匱乏。受賄犯罪絕大部分是在受賄人和行賄人之間單獨進行，很少有第三者參與，沒有犯罪現場可供勘查、檢驗，也不象貪污等經濟犯罪留有書證。二是證據形式單一，以言詞證據為主。受賄犯罪事實的認定，直接證據主要是行賄人的證詞和受賄人的口供，物證、書證較少，且往往是以間接證據的形式出現。三是對口供的依賴性大。被告人一旦翻供往往就導致事實認定上的困惑，認定受賄事實目前尚無法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四是證據的穩定性差，可變性大。受賄案件的證據多為言詞證據，言詞證據與實物證據相比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易反復，易更改，可變性大。五是證明標準不確定。由于證據確實、充分”是一個十分籠統、抽象的證明標準，不同的辦案機關以及不同的辦案人員有不同理解和尺度，因而受賄案件的證明要求往往也因案而異、因人而異，尤其是在出現受賄人不供、翻供，行賄人不證、翻證的情況下，證據的采信標準及證明要求隨意性更大。

我國《刑事訴訟法》將被告人的口供作為證據種類的一種，并對口供適用的原則作了規定，即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從口供被奉為證據之王”到不依口供可以定案，這是訴訟制度民主化的結果和體現，表明了人類對于人自身尊嚴的關注與正視。但在受賄案件中，仍然存在口供直接決定行為性質的現象。如前述案例可能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1、翻供時，對庭審外口供的采用

在無罪推定原則的理念之下，被告人是刑事訴訟主體而非客體，他們的主體性應當得到尊重。被告人向司法機關陳述案情（包括翻供），是被告人的說話”權，這種說話權是自然權利(而非法定權利)。盡管我國法律規定被告人負有如實陳述的義務——表明被告人沒有說謊的法律權利，也不得否認、歪曲事實真相——但是，由于翻供是被告人說話”的另一種方式，翻供權是說話權、自然權利，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任何人都無力阻止司法活動中翻供這種自然現象的發生。這是我們對待受賄案件中時常發生的翻供現象時應有的一種超然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