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種犯罪的追訴時效內有同種性質的違法行為如何處理?

屬于相應罪名的加重情形。

在我國刑法中，除了常見的盜竊和搶劫犯罪之外，現行刑法大約有十多處法律條文有“多次”犯罪的規定，主要集中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以及貪污賄賂罪中，涉及的罪名主要有：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偷稅罪、聚眾斗毆罪、聚眾淫亂罪、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強迫賣淫罪、貪污罪等。特別是2011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對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以及尋釁滋事罪的法定刑檔次進行了修正，增加了“多次”實施危害行為的規定。綜合來看，這些規定具有以下特點：

1.這些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從侵害的主要法益來看，大約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侵害一定經濟利益(含財產性利益)和危害社會經濟秩序的犯罪;一類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對于過失犯罪，刑法本身規定處罰的較少，且“多次”地過失(犯罪)可能性不大，刑法沒有必要再做“多次”過失犯罪的規定。

2.在這些犯罪中，有的犯罪由于侵害一定經濟利益(含財產利益)，或者被侵害的經濟利益反映其主要的社會危害性，這部分犯罪也能夠計算犯罪對象的價值大小(數量)，為此，法律專門規定，未經處理的，累計計算它們的犯罪數額或者數量，一并處理。如對走私、偷稅和貪污犯罪，以及毒品犯罪，刑法都規定了“未經處理”的，按照累積數額或數量計算或者處罰。類似規定在我國相關司法解釋中還有不少，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等。

需要說明的是，盜竊罪是典型的侵犯財產權益的犯罪，雖然刑法沒有規定累計計算盜竊數額，但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審理盜竊案件的解釋》)對該罪規定了特殊的累計方法，即該解釋第五條之(十二)規定，“多次盜竊構成犯罪，依法應當追訴的，或者最后一次盜竊構成犯罪，前次盜竊行為在一年以內的，應當累計其盜竊數額”。司法解釋為什么沒有作這樣規定?那是因為盜竊罪本身是以數額作為構成犯罪基本標準的，也就是說，考慮盜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首要標準是犯罪數額，其次才考慮盜竊次數，所以這里的累計應該以“構成犯罪”為前提。還有，搶劫罪雖然也直接危害他人的財產權益，但它同時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權益，所以，法律也沒有規定“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數額處罰。而對于其他的“多次”犯罪，由于它們主要侵害的是一定的社會管理秩序，其危害行為組織的對象或針對的目標不是一般的財產性利益，而是人或者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彈藥、爆炸物等，對他(它)們無法或者不便于計算經濟價值的大小，特別是衡量這些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不在于計算它們的經濟價值本身，而重點在于“計較”危害行為的次數多少。當然，這些犯罪的危害行為實現的數量、規模不同，對于案件的量刑(無論是在哪個檔次的法定刑內)無疑是有影響的，應該作為酌定情節在相應法定刑內加以考慮。

無論“多次”犯罪是作為成立犯罪的必要條件之一，還是作為成立情節加重犯的情形之一，都說明，“多次”犯罪是刑法處罰的重點對象。究其原因，“多次犯罪”體現出“慣犯”的屬性，在主觀方面，行為人一次又一次地產生犯意，并付諸行動，顯現其主觀惡性程度深，罪錯心理強，有必要進行特別預防;在客觀方面，行為人一次又一次地實施犯罪，或嚴重侵害國家和社會經濟利益，或嚴重侵害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或嚴重影響社會管理秩序，故客觀危害性更大，立足一般預防的立場也需要加以關注。在此，刑事政策對法律的推動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適應，我國司法解釋機關對于一些常見易發的“多次犯罪”給予了必要的關注。其中，司法解釋對“多次盜竊”規定較早，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盜竊案件的解釋》第四條規定，對于1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3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三次亦成為危害行為是否“多次”的公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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