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民間借貸，大多由于其紊亂，粗放，自發性等特點，會產生眾多的案件糾紛，因為在民間借貸的過程中，缺乏相關的法律規定來規范這些民間借貸機構，而且在審理這類由民間借貸機構作為起因的借貸糾紛時，非常難做出正確的判斷，是因為其獨特的借貸體系，非常繁雜，并且缺乏管理的規范。那么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是如何起到本有的意義的，下面就來看看。

一、《規定》的制定背景

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的急劇增長、審理難度系數普遍較高，給當前的民事審判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1991年我院曾頒布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但因經濟社會的變化，許多規定已不能適應發展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認為，應當盡快制定新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以回應人民群眾對借貸安全和公平正義的追求；回應廣大中小微企業對陽光融資和正當投資的渴求；回應人民法院對統一裁判標準和正確適用法律的需求；回應金融市場化改革對形勢發展和司法工作的要求。而且，由于我國金融和法律體系相對不健全，民間借貸存在一定負面影響，其粗放、自發、紊亂的發展一直游離于國家金融監管體系的邊緣；其盲目、無序、隱蔽的缺陷日積月累疊加凸顯，民間借貸風險漸增，隱患愈加突出。伴隨著借貸主體的廣泛性和多元化，民間借貸的發展直接導致大量糾紛成訟，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數量快速增長。

二、制定《規定》堅持的原則

在研究、起草本司法解釋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以下幾項指導原則：

第一，依法制定解釋的原則。民間借貸涉及法律法規眾多，關系復雜。我們立足于司法解釋的功能定位，嚴格按照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物權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多部法律法規的原則和精神，確保司法解釋的內容符合國家立法目的和原則。

第二，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原則。2010年5月，國務院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新三十六條”；2013年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并于同年10月推出貸款基礎利率機制；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2015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以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的目標。這些政策舉措為司法解釋的制定發揮著方向性指引作用，確保了司法解釋的內容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

第三，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原則。鑒于司法解釋更多地是針對民間借貸糾紛處理的程序性問題和實體性標準作出規定，在制定過程中，特別注重平衡借貸法律關系各方當事人對合法權益的關切，嚴格按照程序和實體并進、事實和法律同步、標準和尺度統一的步驟進行，力求實現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總體協調與動態平衡。

第四，堅持民主科學起草解釋的原則。起草本司法解釋的三年多來，廣泛征求了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我們認真研究了立法機構、全國工商聯、銀行業協會等部門的書面建議，還與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商務部等單位就有關條款進行了深入細致協商；認真聽取了各級、各地法院的意見，以及中小微企業代表、專家學者的各種建議。我們先后在各地召開研討會、專家論證會12次，先后14次修改稿件，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共計進行了5次專題討論，努力做到兼聽則明。

三、審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日趨多元復雜。在民間借貸糾紛當中，此類案件往往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案件交織在一起，出現由同一法律事實或相互交叉的兩個法律事實引發的、一定程度上交織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問題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協調與實體責任的確定兩個方面，這一部分主要包括：

1、對于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民間借貸案件，人民法院應當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并將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線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檢察機關。這一規定有利于公檢法三機關在打擊和處理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時能夠更好地協調一致、互相配合。

2、對于與民間借貸案件雖有關聯，但不是同一事實的犯罪，人民法院應當將犯罪線索材料移送偵查機關，但民間借貸案件仍然繼續審理；

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資等犯罪或者生效判決認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訴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可以看出，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國家相關機構給出了嚴格的定義，而且，為了更加規范民間放貸機構的合法性，政府出臺規定專門用來管理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問題，雖然民間房貸機構對于法律機構而言，是一種無法準確判斷的案件類型，同時給法律機構的判斷增加了難度。但在某種層面上還是起到一定的規范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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