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者和立法、司法工作者抱著滿腔的社會責任感，以為讓法院承擔更多的行政強制執行功能就會用司法的嚴謹程序和公正抵御行政機關可能的權力濫用，實現相對人在法治社會的權益和安寧時，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良好的愿望未必一定出現我們希望的結果。除了上述中國目前行政強制執行的問題外，將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多數交給法院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用司法權來約束行政權，然則事實上，按照現行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絕大部分的行政強制執行權是被行政機關行使的，法院看似要強制執行大部分相對人未履行的行政決定，但殊不知，在行政機關執行的總量上，這只是很少的部分。例如，日復一日為數眾多的行政強制措施的執行法院是從不染指的，而眾所周知，相對人在這一領域的權利保護并未得到解決，即時強制也是又一個例證。行政強制措施和即時強制是公認的對相對人權益構成威脅且不易得到救濟的領域。這就是說，我國目前的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并未因為法院執行一部分行政決定而真正限制了行政機關對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針對上述諸多問題，筆者對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見解和構想。

(一)明確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

建立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制度，從源頭上杜絕強制執行權的濫用。“權力法定”是公權力運行的基本原則。行政強制執行權回歸于行政機關，絕不意味著行政機關能夠自我設權。否則，相對人的權利將會遭到肆意侵犯。由于強制執行權在行政管理領域最為嚴厲，因而原則上只能由民意代表機關行使強制執行的設定權。在我國，由于行政管理領域眾多，且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又難以實施經常性立法，因而國務院也可以享有部分強制執行設定權。不過，鑒于《立法法》已經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作出了嚴格的法律保留，因此，國務院只能行使對財產及行為的行政強制設定權。基于此，筆者建議，在《行政強制執行法(試擬稿)》中應明確規定:

(1)法律可以設定任何事項的行政強制執行;

(2)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它事項的行政強制執行;

(3)其它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件均不能自行設定任何事項的行政強制執行。

2005年12月26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分組審議了行政強制法草案，該草案的制定無疑是我國行政法制建設進程中的一件大事。草案中一個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行政強制權的設定問題，包括行政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行政強制權的設定問題，也包括了行政機關內部的設定問題。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實施行政強制必須有法律、法規依據，未經法律、法規授權，任何機關或者組織不得實施行政強制。法律已經設定行政強制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不得對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的對象、條件以及方式的范圍作出擴大規定。已經制定了法律，但法律中沒有設定行政強制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不得增設行政強制。

(二)強調執行程序的完善

“程序是法律的中心”。公正的程序不僅是解決現實紛爭最有效的方式，也是解決權力濫用問題的有效途徑。在這里，我們需要正視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行政機關存在可能濫用職權的狀況，但并不因為行政強制執行權從行政機關轉移到司法機關，濫用職權問題就解決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把執行權的轉移，而在于對行政強制執行權嚴格的程序控制和司法監督。所以，當前要設計一部執行程序較完善的法律。筆者以為，在程序的構建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幾點：完善行政強制執行程序。行政強制措施的程序應規定下列內容：行政強制執行的批準程序，先行告誡的期限，執行人員執行開始應說明理由，制作筆錄，出具清單。人身強制的程序、即時強制的程序，執行的豁免、強制檢查。規定查封扣押的適用條件。金融機構配合行政強制執行的義務和解凍的期限。行政強制執行的方式選擇遵循比例原則，首選代履行或執行罰。代履行或執行罰不能達到執行目的的方可選擇直接強制，直接強制的方式為劃撥、拍賣等。還應規范制作執行決定書、送達、協助執行、中止執行、執行終止等，以及在何種情形下必須經由法院裁定后才可由行政機關前去執行的程序。

事實上，行政機關嚴格遵循科學、合理的行政強制執行程序，再加上及時、有效的司法監督和司法救濟、行政強制，執行活動的順利有效地實現是完全可能的。

(三)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選擇適當的行政強制方式，以最小損害當事人的權益為限度。

在執行過程中，要求最小執行成本獲得最大社會效益。如《行政強制法(試擬稿)》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必須與不履行行政決定的行為，或者違法行為，或者緊急情況的事實、性質、情節、后果相當，兼顧公共利益與公民利益，采取適當方法，最小限度地損害當事人的權益。”世界各國法一般均作了如此規定。如法國行政法規定:“強制執行不是行政處理執行的唯一方法，而是行政處理執行的最后手段，只在沒有其他執行方法時才采取。”

(四)建立行政行為無效制度，保證相對人擁有合法的抵抗權。

行政機關獨自享有強制執行權之后，行政決定的內容就很容易得到實現。但是，如果行政機關據以執行的行政行為存在明顯違法時，相對人是否可以對其執行予以抵制呢?回答是肯定的。事實上，這一抵抗就是行政行為無效的一種法律后果。眾所周知，根據行政行為效力的一般原理，行政行為一旦作出且經當事人知悉后即具有公定力。在規定的期限內，當事人必須履行，否則行政機關將予以強制執行。不過，行政行為的公定力并不是絕對的，它也存在一定的界限。雖然這一問題在學理上尚存爭議。但許多國家的行政程序法已經確認了行政行為無效制度，即當行政行為具有重大且明顯的瑕疵或具備法定無效情形時，自始不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可以拒絕履行。德國現行《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4條即是最具代表性的立法例。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9、56條也規定，對于行政機關不出具有效罰款、沒收單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履行。不過，由于學界對行政行為效力的研究尚十分薄弱，因而行政行為無效制度的重要價值還未獲得廣泛共識。筆者認為，在我國建立行政機關自力強制執行體制之后，必須及時確立行政行為無效制度，保證相對人對一些重大而明顯違法的行政行為享有拒絕履行權，從而合法地抵抗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使。

(五)建立行政執行時效制度

對相對人進行行政強制執行，應有一定的時間約束，使社會中的權利處于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不能無限制地執行下去，這不利于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同時也不利于社會發展和穩定。我國沒有執行時效的具體規定，但明確執行時效又是十分有必要的。因此，我們在立法過程中可以借鑒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時效的規定，同時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做法。比如我國臺灣地區就規定，執行時效為10年，即使已經開始執行，如果10年內沒有執行完畢的，不再執行。

(六)進一步完善行政強制執行的責任、救濟制度，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事后監督功能

就我國目前而言，從執行主體上考察行政強制執行的救濟制度時，要分類進行考察，一類是行政機關實施的強制執行，一類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對上述問題，《行政執行法(試擬稿)》也作了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作出的強制執行行為不服，可提出異議聲明或依法申請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對法院依申請作出的行政執行行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行政機關或法院違法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為受到損害的，有權依法要求國家賠償。”當然，從救濟效果上來說，司法救濟應當是首選的方式。而且，在行政強制執行體制改革之后，人民法院將從大量的非訴行政案件中解脫出來，從而能集中精力專司行政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