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終身監禁的價值分析

(一)有利于遏制貪污賄賂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以前,我國對于貪污賄賂犯罪已規定有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罰金、沒收財產、剝奪政治權利等多種刑罰,但在司法實踐中,根據“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和具體案件情況,多適用死刑緩期執行而非死刑立即執行,在二年死緩考驗期內如果沒有故意犯罪(根據修改后的刑法,還需具備情節惡劣的情形)可減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即便是無期徒刑,仍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2年以后可以減為25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服刑2年以后可以減為23年有期徒刑。”在當前死刑立即執行實際適用率低,死緩實判刑期短的情況下,終身監禁可有效防止在司法實踐中出現這類罪犯通過減刑等途徑服刑期過短的情形。

(二)順應去死刑化的發展趨勢

自200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學家**里亞提出廢除死刑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有關死刑存廢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學界,死刑存置論者和死刑廢止論者各張大旗、針鋒相對,但近年來限制并最終廢除死刑已經成為主流觀點,各地的司法實踐也在檢驗并印證著這一觀點。就我國當前國情考慮,“從現實來說,在現階段,手段極為殘忍、方法極為野蠻、后果極為嚴重的犯罪還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氣焰相當囂張、屢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這些及其嚴重的犯罪,才能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保護公民法益。”這是我國當前保留死刑的重要原因,但順應現代刑罰體系,少用、慎用乃至廢除死刑已成為必然趨勢。終身監禁可以有效成為死刑與無期之間的過渡性規定,從貪污賄賂犯罪這特定犯罪類型開始,普及至非暴力犯罪,最終適用于暴力犯罪,從而達到替代死刑、廢除死刑的目的。

(三)符合國際協作的客觀需要

近年來,逃往海外成為我國貪腐分子逃避刑事懲罰的主要選擇,出逃的人數、級別、手段、涉及的金額、都不斷上升。引渡作為我國追捕外逃貪官的重要手段,卻面臨重大壁壘。死刑犯不引渡原則是當前多數國家奉行的基本原則,即“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否則被請求方應當拒絕引渡”。針對我國刑法對相關職務犯罪規定有死刑的客觀情況,通行做法是引渡前需要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不判處或不執行死刑的承諾,但在實踐中,司法承諾本身國外未必采納,且“外逃免死”使更多的貪官趨向于潛逃國外。終身監禁的確立符合了引渡外逃貪官、加強追贓挽回損失的客觀需要,真正能夠使我國的司法主權得到實現,有利于查明案情、揭露犯罪、震懾犯罪分子。

二、、規范適用終身監禁的關鍵性問題把握

(一)與死刑緩期執行一并判決

有觀點指出“2015年10月31日前已經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死緩考驗期尚未結束的貪污犯,受刑法修正案(九)影響,于死緩考驗期結束后或將判處終身監禁。”以上觀點不僅對訴訟時效、還對終身監禁的判處時間節點存在錯誤理解。就終身監禁判處的時間而言,應牢牢把握與死緩判處的同時性,即刑法修正案(九)所規定的“同時決定”,在法院判決階段,應明確指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考驗期結束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二)時效適用遵循從舊兼從輕

回歸到終身監禁的時效適用問題上來,“從舊兼從輕”仍然是其不能突破的藩籬。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時間效力問題的解釋中第八條指出,對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實施的貪污、受賄行為,罪行極其嚴重,根據修正前刑法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不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根據修正后的刑法可以罰當其罪的,適用死緩轉為無期后,終身監禁。筆者認為,此條司法解釋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屬于典型的“事后提高法定刑或者加重刑罰內容”,違反了期待可能性的基本原理。在實務中,對于發生于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前的犯罪行為,根據舊法本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可以根據案件情況判處死緩減刑后終身監禁;但對于根據舊法本應當判處一般性死緩、無期的,不得附加減刑后終身監禁。

(三)適用審查標準應從嚴把握

根據我國刑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緩期執行的,可以由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或者核準。”終身監禁是對于罪犯自由權利的終身剝奪,除大赦、特赦等特定情況發生外,需要一直在監獄內服刑并不得減刑、假釋。沒有經過改造后回歸社會的可能性。鑒于該種刑罰是在宣告死刑緩期執行的同時決定,屬于死刑立即執行的替代和一般死刑緩期執行的加重,其核準主體宜為最高人民法院,其判斷標準應參照死刑立即執行嚴格審查。

通過上面的相關知識，我們可以比較清晰的了解到：終身監禁制度與死刑制度是有所不同的，我們應該給予區分開來。同時律霸網也為您提供律師在線服務咨詢，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