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家追訴主義觀念根深蒂固，量刑建議權被認為是公訴機關的專有權利。

根據梅-因在《古代法》中的描述，早先的罪行分為兩種，即對國家和社會的罪行(類似于當下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以及對個人的罪行(與當下刑法中侵犯個人利益的犯罪一致)，只有前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犯罪，后者以個人為指向的傷害行為被認為僅僅具有侵權性質，其救濟方式是由個人提起民事訴訟，若勝訴，則可以獲得金錢賠償。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個人為侵犯對象的犯罪行為才逐漸被納入由公力救濟的刑事上可罰的行為。自此，部分侵權行為變成犯罪，公訴和自訴的概念也隨之應運而生。

再后來，隨著國家思想的日益高漲，對犯罪的預防和制裁成為維護公共利益中的重要一環，“國家獨占刑事司法”成為原則，由此，國家追訴主義開始大行其道。但同時與此形成鮮明映照的是，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進程中的地位一退再退，甚至被完全忽視。即便在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后，人權保障的觀念聲名日隆，但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均把對被告人的權利保護放在了更為重要的位置。

當下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對量刑建議的理解亦強烈印證了上述觀點，有觀點認為，量刑建議是檢察機關在對被告人提起公訴時，就被告人所應當適用的具體刑罰而提出的意見;也有觀點認為，量刑建議是指公訴人代表檢察機關在出庭支持公訴活動中，就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具體刑，包括刑種制度、罰金數額、執行辦法等向法院提出的具體要求。

上述觀點雖然立足點不同(第一種觀點實為“訴訟活動說”，其將量刑建議歸納為一種訴訟活動;第二種觀點實為“意見要求說”，即認為量刑建議是檢察機關就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向法院提出的具體意見)，但是無一例外地均將檢察機關作為發表量刑主張的唯一主體，被害人則被排除在量刑建議權的主體范圍之外。由此可見，國家追訴主義觀念的根深蒂固已在有意無意間弱化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進程中的當事人地位。在該觀點之下，被害人對量刑的影響力也隨之損失殆盡。

2、以效率為先的刑事訴訟模式阻礙了被害人充分行使量刑建議權的路徑。

從性質上劃分，量刑建議權實為一種程序性的權利，其是否能夠從實體上影響到法官對被告人的量刑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法官對被告人的量刑則有賴于法官對整個案件的綜合認定和評價。但無論被害人的量刑主張是否能夠被法官采納以及采納程度如何，其程序性的權利都不應被弱化和剝奪，因為其不僅涉及到程序正義的實現，更關乎公民對法律權威和法治精義的評價。

但在當下以效率為先、以犯罪控制為核心的刑事訴訟模式下，被害人的程序性權利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弱化，這并非是因為司法者在理念上未能認識到程序正義的合理內核。實際上，隨著刑事訴訟改革的深入以及一批極具專業化知識的新生代力量融入司法實務界，“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觀念已經得到明顯改觀。在此背景下，刑事訴訟參與人的程序性權利之所以仍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當下的刑事發案率和刑事訴訟目標設計以及審判力量的配置不無關聯。

由于多方面原因的綜合發力，我國目前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打擊犯罪亦因此成為刑事訴訟的優先目標。另一方面，司法系統的人員配備仍處于低端水平，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因此，要使得訴訟各方尤其是被害人有機會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變為一種奢望，因為訴訟權利的充分行使意味者司法系統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為被害人行使權利提供渠道和條件，這無疑會進一步增加司法系統的負擔和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