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的成因

1、歷史原因造成我國農村土地現狀比較亂，是糾紛產生的歷史性根源。我國建國以來，土地政策多經變化，一直處于一種多變的不穩定狀態。短短的50余年，歷經了農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集體所有制兩個大的階段，從建國伊始的土地改革運動，實現了中國農民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從而確立了農民土地所有制，接下來是互助組運動，1953年開始初級合作社運動，農民的土地入股進行集體經營，1956年上升到高級合作社，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紅，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隨后在全國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導致了農村土地產權關系大混亂。直到改革開放，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采取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制度，成為了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實現了“集體公有，農戶經營”。但是因為經營權范圍的限制和“政農不分”的中國特色，實施過程中農民的自主經營權受到嚴重限制，在土地分配上也是多經變化，經常對土地進行調整。歷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國農村土地現狀的混亂局面。

2、法律和政策的銜接不協調是糾紛產生的法制性根源。從1983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的出臺，到2003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實施，歷經2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對農業土地承包經營中產生糾紛的解決，走過了主要依靠政策調整到以政策調整為主、法律調整為補充，再到政策調整與法律調整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調整的歷程。我國多年來農村土地政策不太穩定，幾經變化，而土地是不能隨著人的觀念的改變而隨意改變的，法律、政策的多變性和靈活性與土地變動緩慢的過程性、滯后性產生矛盾。例如我國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曾經推廣過“兩田制”，即實行口糧田和責任田兩種土地使用制度，而在這種制度被國家認定不利于土地的長期利用之后，很多地區卻還在積極的繼續施行，與國家政策和法律脫節。2003年新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頒布，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擴大了農民的土地處分權，土地承包最低30年不變，但是因為歷史原因形成的土地現狀的混亂，使得法律和現實脫節，使良好的法律政策無法實際良性運行。我國法律、政策的多變性，與歷史原因形成的農村土地現狀混亂，以及我們沒有根據國家法律、政策的改變對土地政策及時調整產生的矛盾，導致農村土地糾紛的大量產生。

3、農民利益分化是糾紛產生的結構性根源。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和政府在逐步加大對農業的各項投資建設，涉及農村和農業的政策也逐漸向著農民利益傾斜，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村土地的增值成為必然。然而我國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因此糾紛產生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因素。這幾年土地承包價格上漲十分明顯，前幾年一畝地承包價格是幾十元甚至十幾元、幾元，現在漲到了每畝300元、500元，土地發包初期沒有提出異議或進行荒地開發時沒有提出異議，后來經開發土地狀況變好或種植的農產品價格上漲，土地承包者獲得了較大利益，土地所有的村集體組織成員，因利益驅動心理不平衡產生糾紛。

4、地方政府職能錯位是糾紛產生的體制性根源。在社會轉型期，政府職能錯位、行為失范的現象時有發生。在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上，表現為：(1)有些政府行為不規范，對農民的自主經營權干預過多，時有越權處理農村的具體承包合同，對山林、池塘水庫等承包合同的干涉尤為突出，甚至違法行政侵害農民的土地利益;(2)有些鄉鎮政府工作不到位，缺乏必要的村、鎮干部行政規范指導，造成農村承包合同的訂立和履行以及土地使用證書的發放和管理中不必要的失誤，導致糾紛的產生。

5、基層組織社會控制力弱化是糾紛產生的社會性根源。社會轉型期使人情社會逐漸走向理性社會，由對人的依賴逐步走向了對物的依賴，人的組織認同感、歸屬感逐漸淡化，基層組織的社會控制力明顯弱化。這一點在農村表現的尤為突出，鄉村基層組織自律不嚴，民主法制意識淡薄，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經常發生，對群眾的號召力、凝聚力和說服力大大減弱。從調查的情況看所有土地使用權流轉、農地征用、及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糾紛，均是由于村基層組織實施的重大決策沒有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運作，沒有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方式進行民主決議，損害了農民民主權利和財產權利而引起。群眾的利益一旦受到損害，在本地區本組織內難以解決或無法解決后，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已成為人們的普遍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