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筆者辦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艱辛維權的案例。

案情摘要如下：，江西涉黑第一案的某市熊某某黑社會犯罪團伙，以其公司要進行贛東大道北延伸段開發項目為由，強行將該路段的住戶攆出。由于拆遷補償問題未得到解決，案發當晚，住在該路段的熊氏父子不同意搬出，熊某某犯罪團伙則采取威逼、毆打等暴力手段將熊氏父子暴打一通，逼迫他們家當晚搬走，造成熊氏父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案發當時場面殘忍、血腥，熊氏父子中的兒子因心理極度恐懼，精神上遭受深度刺激，出現了精神恍惚，話語較多，且語無倫次并伴獨笑等精神異常情況，家人發現后當即送往精神病院治療。后通過當地公安機關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進行司法精神病醫學鑒定，得出熊氏父子中的兒子患有精神分裂癥。

案發后，熊氏父子不斷向有關部門申訴、上訪，直至熊某某黑社會犯罪一案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由于案件重大復雜，該案偵辦時間較長，熊氏父子也多次向當地公安機關詢問案子進展，但公安機關以案情重大為由不予正面答復。也正因為熊氏父子的正當請求無數次被拒絕，熊氏父子在一段時間內對案子的進展關注較少。然而當一審法院的一審判決宣告后，熊氏父子通過媒體才得知案件已經下判了。在一審法院判決之前，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的熊氏父子也沒有哪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告知他們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后來在得知熊某某黑社會犯罪團伙已向二審法院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受理后，熊氏父子趕緊向該二審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院以程序不符為由，不予受理。待二審法院裁判后，熊某某及其團伙成員，有的被處以極刑，有的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讓熊氏父子突感維權之路迷茫而又漫長。

筆者接手這個案子后，第一直覺就是司法機關一定有過錯，工作上存在失職行為。后來進一步得知在熊某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一案中，涉及的被害人有百余人，在江西省社會影響如此巨大的案件中，竟未有一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因是司法機關并未通知他們這些被害人，他們也未得到相關部門的消息。據二審主審法官反映，該院受案后，有相當一部分被害人都向二審法院提出附帶民事訴訟，二審法院在考慮到事情的嚴重性后，不得不做各被告人的工作，要求被告人賠償被害人的人身傷害費，但被告人在已知一審判決結果的情況下，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無減刑的希望，都不同意賠償。二審法院只好作罷，告知各被害人待刑事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熊氏父子于是又折回到原審查起訴機關（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結果也是意料之中，原公訴機關和一審法院互踢皮球，相互推諉，事情到現在仍未見一家單位出面給予答復，讓熊氏父子狀告無門。

通過這一個案，讓筆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實在筆者的律師執業生涯中遇到過不少類似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情況，可以說這一個案又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思慮再三，決定提筆，聊表文字，一吐為快。

依法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公民對于違法的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控告的權利以及追究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人的法律責任是我國《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賦予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神圣而莊嚴的法律職責。在刑事案件中如何保護被害人的人身權利，我國《刑法》第36條和《刑事訴訟法》第77條都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護是較為普遍的現象。據初步統計，全國大約有80%以上的被害人無法實際獲得賠償，特別是那些造成群死群傷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處以極刑或判處重刑的案件猶為如此，由此造成被害人從此家破人亡，生活窘迫，背負沉重的生活壓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其一、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被告人的監護人無賠付能力，或者雖有一定賠付能力，但被告人被處以極刑或判以重刑，即使法院判決后，也難以得到執行。

其二、司法機關未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屬，致使被害人錯過提起附帶民事賠償的機會。若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則會因為被告人已被處以極刑或判以重刑，獲賠希望渺茫，同時也增加了被害人的訴訟成本，而致使被害人望而卻步，放棄索賠。

針對第二種原因，由于司法機關的失職行為造成被害人無法索賠的情況，難道存有失職行為的該司法機關不應承擔一定的過錯責任嗎？但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的法律依據又何在呢？筆者也試圖找出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23號）第89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提起。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在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沒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可以在刑事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由此可見，附帶民事訴訟提起的時間應當是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至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換言之，是在偵查機關立案之日起至一審法院判決之前。該段時間以外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可以在刑事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那么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如何來行使這種權利？作為普通百姓的被害人往往不知何時行使這種權利，即使知道也往往會因為辦案機關不負責任的態度而喪失機會。作為司法機關的公、檢、法三家怎樣保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如何使被害人的維權之路暢通？我國法律主要將這種職權、職責賦予給了檢察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保障公民對于違法的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控告的權利，追究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人的法律責任。這一規定原則上將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人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力賦予人民檢察院。就刑事案件而言，在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39條分別作了強制性規定，即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有無附帶民事訴訟，同時應當聽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人民檢察院神圣的職責，更是應盡的法律義務。為進一步規范檢察機關的辦案程序和嚴謹辦案態度，《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高檢發釋字[1999]1號）第3條開宗明義宣諾：人民檢察院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各項基本原則和程序以及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為此，該《規則》第250條、第251條也與我國《刑事訴訟法》作了同樣的規定，即人民檢察院審查移送起訴的案件，必須查明有無附帶民事訴訟，同時應當聽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那如何聽取被害方的意見，又如何取得與被害方的聯系和溝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作了進一步的具體的、程序上的規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明確了檢察機關的任務和職責。該《規則》第252條就規定，直接聽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有困難的，可以向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的人發出書面通知，由其提出書面意見，在指定期限內未提出意見的，應當記明筆錄。同時第253條還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在詢問被害人時，應當告知其在審查起訴階段所享有的訴訟權利。其中被害人是否要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就是一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告知內容，檢察機關負有將這一訴訟權利告知被害人的義務。既是義務就應履行，否則就剝奪了被害人的知情權，其行為就失職，就違法。

那么作為我國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因其自身司法行為違法導致刑事案件被害人人身傷害費損失或其他經濟損失，如何追究它的法律責任呢？我國現行法律尚無明文規定。這種情形也不符合《國家賠償法》的賠償范圍，可以說這是一個法律缺失的境況。就現行法律而言，刑事案件被害人在喪失一審宣判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時機外，唯一合法的就是在刑事判決生效后采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司法救濟途徑。然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姑且不談需支付一筆不菲的訴訟費從而增加被害人的訴訟成本，單就案件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而言，也不容樂觀。對刑事判決生效后被告人被處以極刑的情況，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毫無實際意義，絕大多數情況下猶如打了張法律白條，無法兌現;對刑事判決生效后被告人被判以重刑的情況，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也無希望可言，被害人除了要與被告人進行一場長時間的馬拉松式的時間賽跑外，更艱難的是還要忍受來自自身精神上的煎熬和折磨。說透了，被告人被判了長期徒刑，就意味著被害人的人身傷害費和其它經濟損失費也被判了長期徒刑。

但假如在一審宣判前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一則可減輕被害人的經濟負擔，二則法律效果良好。因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無需支付訴訟費，況且又有“民事賠償優先”的原則，較好地解決了被害人的后顧之憂。我國《刑法》第36條第2款就對“民事賠償優先”的原則作了明確規定，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

兩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審判決宣告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待刑事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這兩種方式，無論是從訴訟成本、精力投入還是從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角度，顯然在一審宣判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優勢強出百倍。

筆者想就造成目前我國大多數刑事案件被害人無法獲得實際賠償的現象，談一點拙見：

一、加強立法，完善監督機制

前已述及，人民檢察院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監督法律的正確實施、有效實施。然而一旦當它自身違法時又如何糾正，誰來監督它去正確、有效地實施法律呢？這就需要完善監督機制，真正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加強立法，完善人民檢察院的職責，明確人民檢察院的法律責任，在其一旦違法侵害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有法可依。

二、制定我國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國家補償法》

在2007年的全國兩會期間，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孫謙同志與部分法學專家就向全國人大提交了《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法〉的議案》，這一議案得到關注。筆者以為這一議案較好地解決了那種被告人無賠付能力的情況，也解決了司法機關因其司法行為違法造成被害人損失又不屬于《國家賠償法》賠償范圍的情況。在這兩種情況下，以國家財政為后盾，由國家對那些無法實際獲得賠償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進行補償和救助，解決被害人的實際生活困難，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時弘揚我國扶危濟困的傳統美德，有利于安撫群眾，穩定社會大局，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開創良好局面。

總之，不能讓刑事案件被害人流血又流淚。

尹 遠 敏

作者單位：江西洪星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