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紹——搶救無效，患者死亡。是否構成犯罪，各執一詞。

　　2001年12月29日，患者趙某因發熱在個體診所輸液，未見好轉。第二天下午5點左右，趙某因頭痛、下腹痛加重，到縣醫院住院診治。入院診斷為發熱待查。
　　入院后，醫生錢某為趙某進行對癥治療。兩小時后，患者出現頭痛加劇伴惡心、胸悶，醫生給予甘露醇250ml輸液。之后，趙某相繼出現呼吸困難，不能平臥……錢某考慮有左心衰竭，繼續給予對癥處理。晚9時許，趙某病情明顯加重，遂給予搶救治療，但終因無效，趙某死亡。對其進行尸檢，報告為心肌炎、心力衰竭。
　　趙某的親屬以醫生錢某在診療過程中，存在“極端不負責任”、“濫用藥物”等行為，致使患者在輸液過程中突然死亡為由，不斷進行上訪、申訴。
　　2002年1月和2002年3月，當地縣、市兩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對爭議進行技術鑒定，結論認為“不屬于醫療事故”。
　　2004年1月，當地省醫學會對爭議作出鑒定，結論認為“本病例屬于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輕微責任”。
　　死者家屬對鑒定結論不滿，于2004年4月到縣公安局報案。6月29日，醫生錢某因涉嫌醫療事故罪被公安局取保候審。10月，縣人民檢察院以醫療事故罪向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0月22日，死者親屬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醫院賠償100萬元。
　　2004年12月，縣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了此案。在庭審中，錢某的辯護人認為該醫療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罪，便為錢某進行了無罪辯護，獲得成功。之后，經法庭準許，縣人民檢察院撤回了公訴，公安局也解除了對被告人的取保候審，本案終結。
　　案件分析——證據屬非法，患者有責任，醫方無大過，不構成犯罪。
　　那么，錢某的行為到底構不構成醫療事故罪，辯護人基于什么為其做無罪辯護呢?
　　首先，省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屬于非法證據，在刑事審判中是不應被采納的。
　　依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21條規定，首次醫療事故鑒定應由地市級醫學會組織。所以，省級醫學會沒有進行首次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權力。本案中的最后一次鑒定，程序上違反了《條例》的規定。這種做法，實際上剝奪了被告醫院及其醫務人員依法申請再次鑒定的權利，所以該鑒定結論是在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取得的證據，屬于一種非法證據。
　　其次，在本案中，由于患方在最初的就診過程中，僅把癥狀視為“普通感冒”，沒有遵照醫囑及時到醫院接受住院治療，也沒有遵照醫囑及時、按時服藥，這一系列不遵醫囑的疏忽，延誤了有效的疾病診斷、治療時機，對于心肌炎病情的發展及加重，患方無疑具有一定的責任。
　　針對患者起病急，病情復雜的情況，被告人錢某憑借臨床經驗，及時收治病人，并給予先行抗炎、對癥治療、再根據病情調整治療方案等積極的救治措施，其醫療行為是符合臨床常規的，不存在對患者推諉、不予理睬、不積極采取措施等屬于醫務人員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以，該案的醫療行為不存在重大過失。
　　第三，本案中的醫療行為沒有“造成”患者死亡，也就是說，患者的死亡與醫療行為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該醫療行為存在的過失，僅限于“輕微”責任，而導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的自然轉歸。
　　因此，被告人錢某的醫療行為，不存在因為“嚴重不負責任”并“造成患者死亡”等屬于《刑法》第335條規定的醫療事故罪的情形，也就不構成醫療事故罪。
　　醫療事故罪涉及面不宜過大
　　在本案的訴訟過程中，幾乎所有參與案件審理的公訴人、法官、辯護人都感覺到，我國刑法中關于醫療事故罪的規定過于抽象、原則，缺少指導司法機關辦案的司法解釋。因此，有必要對法律適用中容易產生的異議做一些討論
　　醫療事故罪主體范圍
　　醫療事故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具有執業資格、并經合法注冊、且在合法的醫療機構中從事醫療實踐工作的醫務人員。我國醫務人員按其業務性質分為四類醫療防疫人員、藥劑人員、護理人員、其他技術人員。無論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個體診所，只要實施醫療行為的醫務人員擁有合法注冊的執業證書，也就具備了構成本罪的主體資格。這一點一般不會有異議。
　　那么，在合法的醫療機構中，醫務人員“走穴”進行異地行醫，是否也能成為構成本罪的主體呢?筆者認為，醫務人員跨行政地域的“走穴”行為，因行醫主體資格存在瑕疵，不具備構成本罪的主體資格。對于“走穴”的醫務人員，確因過失行為導致了患者人身的嚴重損害后果，是否能夠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呢?筆者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規定的“非法行醫罪”，其犯罪主體必須是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而“走穴”的醫務人員往往具有執業資格，只是未取得異地執業資格，所以，也不能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但是，對于“走穴”的醫務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過失造成患者嚴重損害或死亡的，可以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過失傷害罪”，或第二百三十三條“過失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如果“走穴”的醫務人員，不僅存在跨行政地域執業的情形，還存在跨注冊類別執業的情形，如骨科醫生在異地從事神經外科的手術等，筆者認為，只要此種行為造成了患者嚴重損害或死亡的，完全可以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醫療機構的其他工作人員，因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能否構成醫療事故罪呢?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醫療機構中從事與診療護理工作無直接關系的工程技術人員、工勤人員，不能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
　　而行政管理人員的情況比較復雜，有些人如財務人員、圖書管理人員的職責與診療護理工作無直接關系，這些人自然不能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而對那些職責范圍既包括與診療護理工作有直接關系的內容，又包括與診療護理工作無關系的內容，如業務副院長等，能否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關鍵要看導致患者死亡或嚴重損害后果的行為人行使的是哪種職責。只有發生在與診療護理工作有直接關系的職責中，才可以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
　　醫療機構的黨政干部或后勤人員，因嚴重不負責任，間接造成病人死亡或嚴重損害后果的，行為人如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則可構成玩忽職守罪，如系一般主體，可構成過失類犯罪的主體。
　　“嚴重不負責任”的認定
　　“醫療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嚴重不負責任”是構成本罪的必要條件之一。醫務人員的“嚴重不負責任”，是指在診療護理工作中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的醫療行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將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作為了構成醫療事故的要件之一，不再區分以往的責任事故和技術事故。如果能夠證實醫療行為并未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則當然不能構成醫療事故罪。也就是說，未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的醫療行為，就不能構成醫療事故，當然就不構成醫療事故罪。
　　“嚴重損害”的認定
　　“嚴重損害”目前在醫療事故罪損害后果的認定上，有兩套標準，即《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醫療事故分級標準(試行)》確定的標準和《人體重傷鑒定標準》確定的標準。
　　如何理解“醫療事故罪”中嚴重損害患者身體健康?關鍵要把握兩點一是醫療事故罪的立法本意;二是對醫療事故罪應采取什么樣的刑事政策。
　　1997年以前的刑法草案，曾規定醫療事故罪的法定后果是造成病員重傷、死亡，后改為造成患者死亡或嚴重損害身體健康。“重傷”作為法律術語，是“故意傷害罪”的重罪與輕罪的界限，也是“過失”造成傷害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現行刑法中的“醫療事故罪”不使用上述標準，與解決醫療事故案件以民事賠償為原則，以刑事處罰為例外的指導思想，有著相當重要的關系。
　　筆者認為，醫療事故罪的打擊面不宜過大，即醫療事故罪中的嚴重損害程度，應等同或近似于“重傷”的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將《醫療事故分級標準(試行)》與《刑法》第九十五條“重傷”的概念加以比較。顯然，致使患者殘廢、功能障礙等都屬于重傷范疇。
　　因果關系的認定
　　我國《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要求，一個人只能對自己的危害行為及其造成的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因此，要使某人對危害結果負責任，就須查明他所實施的危害行為與該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是使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但要注意的是，由于醫療事故的發生往往摻雜許多偶合的因素，如原發疾病的參與。因此，在判斷損害是否“嚴重”時，還必須考量在醫療事故中醫務人員的診療行為的責任程度。
　　筆者認為，醫務人員對醫療事故的發生“負完全責任”時，才能構成醫療事故罪。如果是“次要責任”，一般不宜追究醫務人員的刑事責任。因為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直接涉及罪與非罪的界限。對此，有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為宜。
　　規定的醫療事故罪的情形，也就不構成醫療事故罪。
　　醫療事故罪涉及面不宜過大
　　在本案的訴訟過程中，幾乎所有參與案件審理的公訴人、法官、辯護人都感覺到，我國刑法中關于醫療事故罪的規定過于抽象、原則，缺少指導司法機關辦案的司法解釋。因此，有必要對法律適用中容易產生的異議做一些討論
　　醫療事故罪主體范圍
　　醫療事故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具有執業資格、并經合法注冊、且在合法的醫療機構中從事醫療實踐工作的醫務人員。我國醫務人員按其業務性質分為四類醫療防疫人員、藥劑人員、護理人員、其他技術人員。無論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個體診所，只要實施醫療行為的醫務人員擁有合法注冊的執業證書，也就具備了構成本罪的主體資格。這一點一般不會有異議。
　　那么，在合法的醫療機構中，醫務人員“走穴”進行異地行醫，是否也能成為構成本罪的主體呢?筆者認為，醫務人員跨行政地域的“走穴”行為，因行醫主體資格存在瑕疵，不具備構成本罪的主體資格。對于“走穴”的醫務人員，確因過失行為導致了患者人身的嚴重損害后果，是否能夠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呢?筆者認為也是不妥的。因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規定的“非法行醫罪”，其犯罪主體必須是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而“走穴”的醫務人員往往具有執業資格，只是未取得異地執業資格，所以，也不能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但是，對于“走穴”的醫務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過失造成患者嚴重損害或死亡的，可以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過失傷害罪”，或第二百三十三條“過失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如果“走穴”的醫務人員，不僅存在跨行政地域執業的情形，還存在跨注冊類別執業的情形，如骨科醫生在異地從事神經外科的手術等，筆者認為，只要此種行為造成了患者嚴重損害或死亡的，完全可以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醫療機構的其他工作人員，因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能否構成醫療事故罪呢?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醫療機構中從事與診療護理工作無直接關系的工程技術人員、工勤人員，不能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
　　而行政管理人員的情況比較復雜，有些人如財務人員、圖書管理人員的職責與診療護理工作無直接關系，這些人自然不能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而對那些職責范圍既包括與診療護理工作有直接關系的內容，又包括與診療護理工作無關系的內容，如業務副院長等，能否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關鍵要看導致患者死亡或嚴重損害后果的行為人行使的是哪種職責。只有發生在與診療護理工作有直接關系的職責中，才可以成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
　　醫療機構的黨政干部或后勤人員，因嚴重不負責任，間接造成病人死亡或嚴重損害后果的，行為人如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則可構成玩忽職守罪，如系一般主體，可構成過失類犯罪的主體。
　　“嚴重不負責任”的認定
　　“醫療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嚴重不負責任”是構成本罪的必要條件之一。醫務人員的“嚴重不負責任”，是指在診療護理工作中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的醫療行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將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作為了構成醫療事故的要件之一，不再區分以往的責任事故和技術事故。如果能夠證實醫療行為并未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則當然不能構成醫療事故罪。也就是說，未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的醫療行為，
　　就不能構成醫療事故，當然就不構成醫療事故罪。
　　“嚴重損害”的認定
　　“嚴重損害”目前在醫療事故罪損害后果的認定上，有兩套標準，即《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醫療事故分級標準(試行)》確定的標準和《人體重傷鑒定標準》確定的標準。
　　如何理解“醫療事故罪”中嚴重損害患者身體健康?關鍵要把握兩點一是醫療事故罪的立法本意;二是對醫療事故罪應采取什么樣的刑事政策。
　　1997年以前的刑法草案，曾規定醫療事故罪的法定后果是造成病員重傷、死亡，后改為造成患者死亡或嚴重損害身體健康。“重傷”作為法律術語，是“故意傷害罪”的重罪與輕罪的界限，也是“過失”造成傷害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現行刑法中的“醫療事故罪”不使用上述標準，與解決醫療事故案件以民事賠償為原則，以刑事處罰為例外的指導思想，有著相當重要的關系。
　　筆者認為，醫療事故罪的打擊面不宜過大，即醫療事故罪中的嚴重損害程度，應等同或近似于“重傷”的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將《醫療事故分級標準(試行)》與《刑法》第九十五條“重傷”的概念加以比較。顯然，致使患者殘廢、功能障礙等都屬于重傷范疇。
　　因果關系的認定
　　我國《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要求，一個人只能對自己的危害行為及其造成的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因此，要使某人對危害結果負責任，就須查明他所實施的危害行為與該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是使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但要注意的是，由于醫療事故的發生往往摻雜許多偶合的因素，如原發疾病的參與。因此，在判斷損害是否“嚴重”時，還必須考量在醫療事故中醫務人員的診療行為的責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