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是從普通詐騙罪中分裂出來的新型經濟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通詐騙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現出自身特有的個性。這種個性主要體現在其犯罪構成的特殊性。鑒于本罪認定過程的復雜性，本文對司法實踐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問題、罪數問題、共犯問題)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此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一種以合同為掩護、手段隱蔽、情況復雜的詐騙犯罪。在所有的詐騙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已成為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熱點、難點。本文將綜合我國合同法與刑法學基本原理對此作系統闡述和探討，以期有助于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本罪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特征。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體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ww1]度、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合同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

①我國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它對于防范合同欺詐，維護公平、自由、安全、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詐騙罪使合同詐騙罪及其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合同成為侵犯他方當事人財物的不法手段，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故刑法單設此罪以保護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合同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②合同僅僅是詐騙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觀特征

從本質上講，合同詐騙罪屬詐騙犯罪的范疇，在客觀構成上完全適用詐騙犯罪的構成模式。即：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行為人或第三人獲得財產→被害人的財產損失。③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或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這里的虛構事實指行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現形式主要為：假冒訂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盜竊、騙取、偽造、變造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書、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虛構不存在的基本事實;虛構不存在的合同標的，等等。隱瞞事實真相是指行為人對被害人掩蓋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其表現形式主要是：隱瞞自己實際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實，隱瞞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圖;隱瞞合同中自己有義務告知對方的其他事實。

3、主體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分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還是單位。例如下列幾種情形就是名為單位實為個人實施的合同詐騙罪：(1)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合同詐騙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合同詐騙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應認定為個人犯罪。(見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2)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的企業。承租人利用企業名義詐騙的，應認定為個人詐騙。(3)國營或者集體企業為個人提供營業執照，名為集體實為個人的企業，企業人員以企業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應以個人詐騙論。(4)沒有資金、場地、從業人員等有名無實的皮包公司，對它們利用合同詐騙的，應以個人詐騙論(5)由被掛靠企業提供營業執照，而由掛靠人員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掛靠企業，掛靠人員實施合同詐騙罪應認定為個人詐騙。因此是否以單位名義簽訂、履行合同，不應成為區分個人合同詐騙與單位合同詐騙的標志。實踐中，“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兩點把握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而且，這兩點之中，利益歸屬的團體性應當優先考量”。④對那些以單位名義實施的而實際犯罪謀取的利益歸屬直接責任人員的合同詐騙犯罪一律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4、主觀特征

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刑法理論認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過實施行為實現某種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犯罪目的僅存于直接故意中”。⑤因此合同詐騙罪這種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可能存在間接故意，如行為人簽訂合同時對履約能力尚無把握，寄希望于將來的時運，合同簽訂后，先行占有對方定金或預付款，而后對履約抱聽之任之、漠不關心的態度。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僅表明行為人不愿意積極履行合同，不能說明行為人有騙取對方財物的目的，此時只能引出兩種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詐合同無效，二是行為人賠償對方當事人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間接故意只能構成民事欺詐，只有當行為人無正當理由拒不返還定金或貨款時，才能構成刑事詐騙。而這種拒不返還定金或貨款的心理態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是立法對合同詐騙罪的抉擇。⑥有學者認為，凡是使用刑法所規定的欺詐手段的，原則上均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⑦當然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幾種客觀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種含有欺詐因素的行為是否是合同詐騙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斷一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時，除看行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條所規定的行為類型外，還必須看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么，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筆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其是否是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實踐中“司法推定作為一種以‘忽略個別可能與結論相反’為代價或基礎的思維程式和證罪方法被廣泛認可和運用”。⑧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司法推定時，應全面??疾煨形?艘韻賂鞣矯嫻目凸垡蛩兀?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