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約歸責原則系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行為發生后，應依據何種標準和準則確定其法律責任。作為在合同責任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規范，歸責原則決定著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舉證內容、免責事由、損害賠償的范圍等方方面面。它既是合同當事人的行為規范，又是仲裁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裁判依據，還是貫穿于整個合同責任制度并對具體的責任規范起統帥作用的立法準則。

歸責原則有過錯責任與嚴格責任之分。過錯責任原則強調過錯在責任構成中的重要性，把行為人的過錯與其責任的有無和大小勾連起來;而嚴格責任原則奉行的卻是客觀歸責主義，只要當事人有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的行為，無論他們在主觀上有無過錯，法律即應令其承擔違約之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對民事合同違約賠償的歸責原則作出了明確規定。《合同法》第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學者認為，該條規定表明我國合同法在違約歸責原則問題上已經從過錯責任原則轉向了嚴格責任原則。平等性是民事關系的突出特點，這一特點對違約賠償歸責原則的適用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一原則要求民事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在承擔違約賠償責任時均應受制于同一歸責原則，而不得享有任何優待或遭受任何歧視。

勞動合同的違約賠償應適用何種歸責原則學界對此主要存在以下分歧：過錯責任說。即認為主觀過錯是違約賠償的必備要件，只有違約行為、守約方的損失、因果關系以及主觀過錯四要件同時具備時，違約方方能承擔損害賠償之責。嚴格責任說。該說認為，基于勞動合同的特殊性，勞動合同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宜采用英美法系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只要具備違約行為、守約方的損失、因果關系三要件，違約方即應負責賠償，至于當事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并不影響其違約責任的承擔。筆者認為勞動關系是具有明顯支配性與依從性的社會關系，與民事關系差異巨大，這必然會賦予勞動法不同于民法的理念與性格，也決定了同一歸責原則難有適用的空間與余地。因此，雖然過錯責任說與嚴格責任說各有道理，但也絕不能像民事合同那樣，將其無差別地適用于勞動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勞動關系的實質和勞動法的立法宗旨均要求區分情況，對勞動關系的雙方當事人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即勞動者違約時，應采過錯責任原則，而用人單位違約時，宜采嚴格責任原則。筆者如此主張的理由是：

1.對勞動合同當事人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是勞動法基本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

傾斜保護勞動者是學者公認的勞動法的基本原則。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失衡狀態和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實質上的不平等地位，形成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強弱分明的格局。經濟上的強者，具有支配弱者的能力。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用人單位憑借自主管理權，決定著勞動者職位的升降、報酬的高低乃至于工作的得失，現實地影響著勞動者的生活和命運，而勞動者則由此淪為相對脆弱、易受侵害的社會群體。此種格局無疑是歷史上雇主野蠻剝削雇工、勞資關系激化和工人斗爭持續不斷的根本原因，也是勞動法所以興起并最終脫離民法獨立發展的內在動力。勞動法從問世之初即以保護勞工、抑強扶弱為己任。勞動法是保護勞工之法，“確保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權利與人格實現，是現代勞動法的神圣使命”。

作為規范勞動關系的通則，勞動法傾斜保護的基本原則在勞動法律制度的各個方面皆有體現。勞動合同違約賠償的歸責原則是勞動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構成部分，當然也應該受到勞動法基本原則的規范與指引。因此，對勞動合同雙方分別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完全符合勞動法基本原則的要求。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體現現代勞動法的立法理念，彰顯基本原則在勞動立法中的權威地位與統帥作用。

2.物質利益的差異是對勞動合同當事人適用不同歸責原則的根本原因。

在勞動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無疑各有其特定的物質利益追求，但兩者之間物質利益的性質和意義又完全不同。用人單位的物質利益是經營利益，而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則體現為一種生存利益;用人單位的物質利益實質是資本的收益，是一種純粹的經濟利益，而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則是勞動力付出的回報，是生存與發展的物質保證。生存是人類的第一公理，生存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礎，是高于一切的利益。雙方當事人物質利益的差異直接影響到法律對其保護的力度。毫無疑問，當勞動者的生存利益與用人單位的經營利益發生沖突時，法律應當將勞動者的生存利益置于優先考慮的地位，為其提供更為周到和有力的保護。對勞動合同雙方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恰恰可以滿足法律保障不同層次利益的特殊需求。

歸責原則決定著舉證責任的輕重。在過錯責任原則下，守約方有證明違約方過錯的義務，其舉證責任較重;而根據嚴格責任原則，守約方的此種責任得到了豁免，其舉證責任相對為輕。因此，對勞動者適用過錯責任而對用人單位適用嚴格責任，實際上就是令用人單位承擔比勞動者相對較重的舉證義務，從而增大勞動者生存利益的安全系數。歸責原則決定著免責事由。在過錯責任原則之下，違約方只要能證明自己無過錯即可免責;而在嚴格責任下，違約方欲免除責任，必須證明法定的免責事由存在。因此，對勞動者適用過錯責任而對用人單位適用嚴格責任，即意味著法律對勞動者提供了更寬松的免責條件和更多的免責機會。歸責原則還決定著損害救濟實現的難易程度。在勞動者違約的情況下，用人單位由于承擔了較重的舉證義務和勞動者無過錯的抗辯而增大了求償的難度;而在用人單位違約的情況下，勞動者由于承擔較輕的舉證義務和用人單位抗辯事由的缺失又減少了敗訴的幾率。故此，對勞動合同雙方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既阻止了用人單位私欲的輕易實現，又為勞動者的生存利益筑起了更為堅固的保護屏障。3.若對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適用同一歸責原則，勢必導致不公正的法律后果。

在民法的歷史上，過錯責任原則作為基本的歸責制度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青睞。過錯責任原則的基本含義是以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作為責任承擔的依據。這一歸責原則雖然有助于強化合同當事人的守約意識，遏制其因主觀過錯而致違約現象的發生，但同時又很容易為用人單位所利用，成為其逃避法定義務和損害勞動者權益的借口。例如用人單位由于產品嚴重積壓、資金周轉困難而屢屢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若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用人單位即可以無過錯為由而免于承擔責任，這當然是為法律所不容許的。因為，依約支付工資是用人單位承擔的主要義務，而工資又是勞動者及其家屬的主要生活來源，關乎他們的生活安定，如果允許用人單位一方以無過錯為由而拒付勞動者的工資，無疑將嚴重危及勞動者的生存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與過錯責任相比，嚴格責任將當事人之主觀過錯從責任要件中排除出去，從而明顯減輕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為其尋求司法救濟創造了更為寬松的環境。但如果我們不加區別地將嚴格責任也適用于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一方，就會發現，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處境將更加慘淡。舉例來說，勞動者由于生病而未能到崗上班，在此情形下，勞動者未履行合同是不爭的事實，但其未履行合同又是由于其身體不適造成的。若依嚴格責任原則，勞動者只要有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的行為，不問其主觀上有無過錯，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對于勞動者而言公平嗎如此規定顯然也不符合勞動法的立法初衷。可見，對勞動者而言，嚴格責任原則是一把利弊兼具的雙刃劍，利的方面是可以令用人單位承擔較重的責任，有利于勞動者損害救濟的實現，弊的方面是同時加重了勞動者承擔責任的風險，將勞動者推向了更加困難與不利的境地。

綜上所述，區別對待的政策應當成為我國勞動合同違約賠償歸責原則的指導思想和鮮明特色。但迄今為止，勞動合同違約賠償的歸責原則在我國還僅僅是學術探討的對象，而非實然的法律規定。立法上的缺漏表明我國勞動法律的供給尚不能滿足勞動關系調整需求的現狀，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人們理解上的歧義，造成司法機關適用法律的混亂，進而危害國家法治的統一。因此，筆者建議：正在制定的勞動合同法應當堅決貫徹區別對待的政策，增加勞動合同違約賠償歸責原則的條款，以彌補法律漏洞，盡快結束我國在此問題上無法可依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