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約邀請的法律效力有哪些

《合同法》實施十余年來，理論及實務界幾乎都不討論要約邀請的法律效力。雖然《合同法》第十五條規定“要約邀請是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但學說上基本一致的觀點是要約邀請不是意思表示，而是事實行為，要約邀請本身無任何法律意義，不發生法律上的效果。更有學者認為，要約邀請不僅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也不是合同訂立中的必需環節，只是民法理論對交易實踐中要約前置環節的歸納總結，研究要約邀請的目的是為了將要約與其區分開來以便更好的確定要約的內容，因此，在合同法中，要約邀請僅具有工具性作用，并非一項法律制度。盡管也有學者認為，要約邀請人撤回其要約，只要沒有給善意相對人造成信賴利益的損失，要約人一般不承擔法律責任，表達出了并不絕對否認要約邀請的效力的觀點，但也未進一步指出要約邀請的法律效力究竟何在。

雖然理論上都不承認要約邀請具有法律意義，合同法也未規定要約邀請的法律效力，但要約邀請這一行為會對交易雙方的民事權利產生影響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由于合同法沒有賦予要約邀請以法律效力，司法實踐中只好采取將要約邀請“視為要約”的方式，把要約邀請轉化為要約后賦予其法律效力。

首次對要約邀請的法律意義作出嘗試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4月公布的《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該條規定“商品房的銷售廣告和宣傳資料為要約邀請，但是出賣人就商品房開發規劃范圍內的房屋及相關設施所作的說明和允諾具體確定，并對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訂立及房屋價格有重大影響的，應當視為要約。該說明和允諾即使未載入商品房買賣合同，亦應視為合同內容，當事人違反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該司法解釋是在商品房虛假廣告泛濫并直接影響購房消費者利益的大背景下出臺的，滿足了現實社會的需要，但對于為什么這類商業廣告不再是要約邀請而應當視為要約，理論上卻不甚明了。

傳統理論認為，要約邀請的含義僅僅是向相對人發出的要求對方提出要約的呼喚，是邀請人希望將自己置于一種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對方要約的地位，是締結合同的準備行為，傳統理論認為要約邀請不具有任何法律意義，往往正是從這一層面的含義來理解的。但是，傳統理論往往忽視了要約邀請還有第二個層面的含義，即提出交易條件甚至使交易條件具有拘束力。合同法第十五條第二款所述寄送的價目表、拍賣公告、招標公告、招股說明書，除了有向他人發出要約邀請的意思表示之外，有的還提出了某些交易條件，如招標中對有關合同條件作了說明、發出的要約邀請中就相關內容所作的說明和允諾具體確定，要約人正是基于該說明和允諾才向其發出要約等等。含有提出交易條件或使交易條件具有拘束力的要約邀請往往具有一定的法律意義。有學者認為，提出交易條件或提出交易條件保障的要約邀請，可以構成單方法律行為，這種要約邀請在邀請人與被邀請人之間產生了法律關系。

基于提出交易條件或交易條件保障的要約邀請產生的法律意義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因錯誤陳述或欺詐構成締約過失責任。

要約邀請中明確了交易條件或其他保障性條件的，相對人基于要約邀請中的條件而發出要約時，邀請人應該在承諾時兌現要約邀請中提出的條件或允諾，如果要約邀請中允諾的條件與實際不一致，有可能屬錯誤陳述或欺詐，進而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在合同訂立過程中“提供虛假情況”或第三款規定的“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構成締約過失責任。所以，要約邀請中的誤述和對要約邀請中允諾的條件的違反，可能構成締約過失責任。我國也有學者持相同的見解，認為要約邀請也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意思表示，特別是當要約邀請中包含方法和標準等內容時，如定標方法與標準、股票認購方法等，如果他人發出要約，而要約邀請人卻不按要約邀請中既定的方法或標準承諾，須承擔締約過失責任或者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責任等。司法實踐中也有這樣的判例。如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兩起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中，均存在邀請人錯誤敘述交易條件或保障性條件，在要約人據此發出要約后，邀請人作出的承諾卻與原邀請不一致，海淀區法院即認定開發商存在欺詐，并判決開發商賠償損失。

還有一種情形是，要約邀請中提出的條件因客觀原因變化無法兌現或者要約邀請中提出的條件本身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不能兌現，如果要約邀請人存在過錯，并給要約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的，也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在時間集團公司與浙江省玉環縣國土局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糾紛案件中，玉環國土局公開掛出對一宗土地的掛牌拍賣公告，時間公司提出報價并支付保證金。因該宗土地的掛牌未獲省政府的批準，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國土局撤銷公告。二審法院認為，土地出讓公告屬于要約邀請，時間公司提出報價并支付保證金的行為屬于要約，雙方未成立合同關系，但國土局因拍賣公告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撤銷公告后，造成時間公司在締約階段發生信賴利益損失的，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其二，要約邀請中的特別條件可以進入合同，構成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

有的時候，邀請人在發出邀請時會提出一項或數項特別的條件，這些條件大多數時候對要約人有利，有的甚至就是為了吸引要約人，邀請人提出的條件，如果被要約人所接受，并轉化為要約的內容，繼而最終被承諾所接受，那么它就構成協商一致的合同條款，即使要約邀請的說明和允諾沒有載入合同內容之中亦然，這就說明要約邀請與要約、承諾在內容上存在承繼、容納關系。如王媚與北京天竺花園別墅發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一案中，天竺公司在其售樓書中聲稱，前30名購房者可以享受八折優惠，據此，王媚主張八折優惠，而天竺公司抗辯稱，雙方合同中并未明確規定該優惠，售樓書中的聲明對其無約束力，一、二審法院均認為打折聲明對天竺公司具有約束力。該判決之所以認為打折聲明對天竺公司具有約束力，運用的就是承繼、容納關系理論，繼而將要約邀請的內容納入合同，構成一方當事人的義務和對方當事人的權利。該案例說明，要約人根據邀請人提出的條件發出要約，邀請人作出承諾后，若邀請人反悔，要約人可以要求要請人按照條件履行義務。

也有相反的情況，有時候，邀請人發出邀請時提出的特別條件，對要約人并不利，但邀請的主體內容對要約人有吸引力。要約人權衡利弊后全然接受，由于該特別條件并未進入合同，邀請人也會要求要約人按照邀請人提出的條件履行義務。比如在海南新嘉誼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襄樊市國土局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糾紛一案中，襄樊國土局在土地《出讓公告》中附有附件，該附件載明競得者須和原土地使用權人翔悅公司簽訂《交地付款協議》(協議內容已經明確)，并給予翔悅公司一定數額的拆遷費用補償。襄樊市國土局在《競買須知》中也重申了這一條件。海南新嘉誼公司競買成功并與襄樊市國土局簽訂《成交確認書》。后海南新嘉誼公司在與襄樊市國土局簽訂正式出讓合同時，不接受與原土地使用權人翔悅公司簽訂《交地付款協議》的條件，雙方成訟。一二審法院均認為海南新嘉誼公司在與襄樊市國土局簽訂正式出讓合同前，應與原土地使用權人翔悅公司簽訂《交地付款協議》。很顯然，《競買須知》、《出讓公告》及其附件均屬要約邀請的內容，新嘉誼公司參與競買，應視為已經接受了國土局的條件，競買成功后，表明雙方均愿意將《競買須知》、《出讓公告》及其附件作為合同的內容，即便《成交確認書》上沒有載明該內容，雙方仍要受《競買須知》、《出讓公告》及其附件的約束。

上述正反兩個方面的案例說明，要約邀請中的特別條件，有的是邀請人向要約人提出的優惠條件，有的是邀請人因合同的主體內容對要約人有優惠，而對要約人提出的特別附加條件。這些特別條件大多數時候并未寫入合同文本，但由于是邀請人在發出邀請時的特別注明，要約人發出要約時如果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應該視為接受該特別條件，該特別條件應當進入合同內容。

我國臺灣地區不管是在立法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體現了要約邀請中的特別條件可以進入合同內容的精神。如臺灣地區“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義務，不得低于廣告之內容”，臺灣學者認為，此種規定雖系及于侵權行為法之法理，卻使廣告在締約后實質上成為契約內容的一部。而臺灣地區近年的一個案例則明確表態要約邀請的內容可以進入合同：“惟須注意的是，廣告得為契約內容，按購屋人倘系受建商所為預售廣告之引誘后，進而以此廣告之內容與建商洽談買賣，則該廣告內容之記載，顯已構成買賣契約之一部”。德國法上認為，雖然出賣人起初發出的只是邀請要約，但如果他沒有及時地(即在合同訂立前)對其同時發出的、具體的廣告內容作出訂正，這些內容也可以成為以后訂立的合同的組成部分。此類廣告的內容，也可以決定“合同約定的使用性能”，因此可以產生第459條第1款第1句、第462條規定的瑕疵擔保責任。就此而言，這種僅為承諾和要約作準備的行為，也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英美法上也認為招標中對有關合同條件的說明，構成合同的內容，對雙方當事人有約束力。

其三，要約邀請的內容未能進入合同之中，在雙方對合同條款的理解產生爭議的時候可以對合同的解釋起到證據的效力。

有些時候，當事人雙方會對合同條款的理解產生爭議，此時就需運用合同解釋的方法，以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可作為合同解釋對象的是合同當事人的表示行為，其內容通過一定的載體體現。可以構成合同內容載體的事物，除了合同書等有形載體外，還可以是銷售廣告和宣傳資料。如果銷售廣告和宣傳資料的內容未能進入合同之內，在合同解釋“陷入僵局”的時候，銷售廣告或宣傳資料等要約邀請可以對合同解釋進行證明。在成都鵬偉實業有限公司與永修縣鄱陽湖采砂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永修縣人民政府采砂權糾紛一案中，雙方通過招標拍賣簽訂《采砂權出讓合同》，約定年控制量為1740萬噸，對此約定，雙方發生爭議，永修方面認為，年控制采量1740萬噸是雙方的約定，鵬偉公司認為，永修方面在簽訂合同時說明合同上加上采量控制是為了應對省水利廳的檢查，當時承諾采砂量不受限制。鵬偉公司并出示采砂辦在網站上發布的公開拍賣《推介書》及其編寫的《可行性報告》為證。本案二審法院認為，公開拍賣《推介書》和《可行性報告》是對公開拍賣采砂權事宜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出的要約邀請，在受要約人與之建立合同關系，且雙方對合同內容產生爭議時，該要約邀請對合同的解釋可以產生證據的效力。《推介書》和《可行性報告》的內容一致，是對要約的具體化和解釋，在本案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二審法院據此支持了鵬偉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述分析說明，要約邀請并非毫無法律約束力的空洞之物，也并非只起理解要約這個概念的“工具性”作用，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其有著自己獨特的法律內涵和意義。在要約邀請中明確了邀請人義務的，邀請人即應遵守該義務，否則有可能構成締約過失責任。同時，應該摒棄將“要約邀請視為要約”的做法，建立要約邀請與要約、承諾在內容上的承繼、容納關系理論，從立法上明確要約邀請的內容可以被要約、承諾所承受和容納，并成為合同的內容。

以上就是律霸網小編對于該問題答案的整理，如果還有疑問，歡迎來律霸網進行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