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大陸法傳統上，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制度包括了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拒絕履行等項制度。與英美法上類推的交換條件理論及其對流條件、預期違約等制度存有一些可比性。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中關于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制度得到了較為完整的確認，主要體現在合同法中的第66條、第67條、第68條、第69條、第94條、第108條等條款中。然而，我國關于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制度的詮釋、定義及其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中產生了較為嚴重的混亂和分歧，既背離了大陸法的傳統，亦不是英美法的移植。有學者提出，我國合同法借鑒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優點，創設了十分完整的抗辯權制度，按照合同履行的先后時間和是否同時履行為標準，把合同法第66條的規定定義為“同時履行抗辯權”、第67條的規定定義為“后履行抗辯權”、第68條的規定定義為“先履行抗辯權”，并認為這是我國立法上的一大進步[1]。而且關于合同法第67條規定尚有多個不同的名稱。關于合同法第108條規定，認為是在我國合同法中同時確立了“預期違約”制度[2]。有鑒于此，本人專此論文加以考究，以廓清法學概念，尊重法學傳統，提出立法建議，力圖確立起我國完備、科學、規范的雙務履行抗辯權制度及體系。抗辯權（righttodefense），與請求權相對而言，是能夠阻止請求權效力的權利。其特征為：一是抗辯權人對請求權的存在沒有異議，而以另外的法律事實為依據拒絕履行義務；二是抗辯權的效力在于阻止請求權效力的發揮，但不以請求權為限[3]。抗辯權類型可分為兩種，一是永久性抗辯權或稱消滅的抗辯權，行使這種抗辯權可以永久性地阻止債權人的請求權；二是延期（延緩）的抗辯權或稱一時性抗辯權，行使這種抗辯權僅能暫時地阻止債權人的請求權。同時履抗辯權和不安抗辯權屬于典型的一時性抗辯權。雙務合同中的履行抗辯權，就是指雙務合同中，一方當事人有依法對抗對方要求或否認對方權利主張的權利。或者說，當事人在特定情況下享有拒絕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4]。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對債務人而言是一種自我保護手段，可以避免自己履行后得不到對方履行的風險；而這一權利的存在讓對方承擔了及時履行、提供擔保等壓力，可以對實現自己的債權起擔保作用。因此，抗辯權制度實際上是債權保障的法律制度，就防患于未然而言，作用比違約責任更積極，與合同的擔保制度相比有異曲同工之妙[5]。同時，抗辯權的行使，應以履行可能為基本前提，合同當事人應抱有合同實現的期望，而不以消滅對方請求權為目的。本文擬針對我國合同法關于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立法規定及學術紛爭，從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一些較有代表性的學說觀點出發，分三個專題對我國的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制度進行評析，并提出我國雙務合同履行抗辯權制度及其體系的重構思路。第一章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解讀同時履行抗辯權（拉exceptiononadimpleticontrattus），又稱不履行抗辯權，指雙務合同的當事人一方在他方當事人未履行對待給付前享有的拒絕自己給付的權利。同時履行抗辯權屬于債務人的從權利，其成立與債務的產生、履行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同時履行抗辯權的成立須具備一定的條件：①合同為有效的雙務合同；②雙方基于同一雙務合同產生的兩方債務互為對待給付；③須雙方債務均已屆清償期；④行使抗辯權須當事人無先為給付的義務；⑤須對方未履行債務或未提出履行債務；⑥須對方的對待給付為可能履行的債務[6]。雙務合同對價的交換性和原因的相互依賴性決定了雙務合同本質上的牽連性，而這種本質上的牽連性主要表現為雙務合同機能上的牽連性。機能上的牽連性又表現為履行上的牽連性和存續上的牽連性，而這兩種牽連性均能導致同時履行抗辯權的產生。因而，同時履行抗辯權即屬于功能上的牽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