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對于懲罰性賠償我國從學界到司法實務都是持消極的態度，即使在一些部門法中有體現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但無不是羞羞答答，似乎有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始終不敢揭下那片遮羞布，也許是因為我國是大陸法系的一員，長期以來堅持著民事同質補償的原則，在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中，仍以結果的衡平來調整彼此之間利益沖突，而懲罰性賠償卻偏離了這個原則，所以才顯得如此謹小細微，但侵權行為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次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寫下了“懲罰性賠償”這幾個大字，雖然字數不多，卻開了先河，彰顯了立法者的一種魄力和勇氣，同時也反映了立法的進步和立法者與時俱進和務實的態度。可是為何我國立法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確定了這個原則呢，本文就是在尋找這個答案的基礎下完成的，通過理論論證為立法找到合理的注角。

懲罰性賠償從其產生就成為了英美法中最富有爭議性的法律制度之一。其爭論的焦點之一就在于懲罰性賠償是否具有合理性。然而，為什么一切的反對意見，不但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一制度，反而這一制度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適用呢?可見這一制度有其存在的特殊價值和合理性基礎。

一、懲罰性賠償的合理性基礎

(一)懲罰性賠償的社會基礎

法律是為社會服務，是來源于社會的需要，所以當法律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時，我們就必須對法律進行修改或者移植新的法律。

懲罰性賠償從產生到發展都是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現狀密不可分的。由于目前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些社會關系仍未理順，尤其是市場經濟尚有一些部分不夠完善，使得我國民事生活中惡意侵權案件存在很多，商業行為中存在很多如欺詐等很多伴隨著私人受害的公共侵權的違法行為。比如惡意毆打他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產品責任事故和藥品安全事故頻發;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等等。

上述的非法行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往往在侵害私人的利益的時候，使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也有被侵害的潛在危險。這一情況也早已被我國立法確認，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之所以規定“欺詐行為”作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一種情況，就是因為欺詐行為不僅僅讓被欺詐的私人利益受到侵害，還使社會上的不特定的大多數人存在被侵害的威脅。例如虛假廣告，欺詐的是眾多消費者利益，造成的是不特定的多數人的人身和財產的損害。而當這些惡意的非法行為發生時，按我國目前的同質賠償原則，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害者卻難以得到及時的、有效的法律救濟。比如2004年發生在安徽阜陽的“劣質奶粉侵害嬰兒案”，劣質奶粉使上百名嬰幼兒的健康甚至生命受到傷害，而受害者的父母幾經波折最終也只是拿到很少的賠償，但是卻給很多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還有最近的以三鹿奶粉為代表的奶粉中參入三聚氰胺給多少兒童和家庭帶去毀滅性的打擊，而補償性賠償卻不能完全恢復被侵害的利益，因為這些行為的危害面太廣太大，都是在侵害私人利益的時候同時給社會其他不特定多數人也造成危害，破壞社會利益和社會秩序。

痛定思痛，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上述非法行為的憤怒上，我們更要做的是反思，反思他們為什么不懼法律的威懾，又是什么讓他們敢于這樣鋌而走險?對此我們可以得出很多原因，但是從民事法律的角度來看，我國現有的損害賠償制度的不足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我國目前的損害賠償制度仍然是以同質補償為主，雖然在有些特別的領域采用了懲罰性賠償，但范圍太小，其力度也不夠。因此在面對上述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有力的賠償制度來懲罰那些讓我們權益受到侵害的非法行為人，讓他們不敢去鋌而走險。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恰好能在一定程度上為這一問題的妥善解決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制度依據，而懲罰性賠償就是指在使加害人承擔補償性賠償責任后而另外再使其承擔一部分賠償，這一額外的賠償正是社會需要的一種反映，因為懲罰性賠償所懲罰的非法行為，正是上述所表述的那些在侵害私人利益的同時對社會上不特定多數的人利益也有潛在威脅的行為。如那些偽劣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他們的行為不但是侵害了已經購買其產品的某一具體的個體，同時對那些已經購買商品的大多數人和將要購買者的人身或財產都存在潛在的侵害威脅。因此對這類非法行為所要求的賠償就不僅僅只是對個人的賠償，而應是對不特定多數受害者的賠償，即一種社會性賠償或公共利益的賠償，“在具體訴訟中，原告只是形式上的當事人，實際上真正的當事人應是我們的社會，陪審團是基于我們的社會考慮決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懲罰被告。”因此，懲罰性賠償的運用，雖然往往表現為受害者個人與非法行為者之間的斗爭，實際上社會上其他人也是這種制度的受害者，其他人的利益通過懲罰性賠償也得到了保護。

中國當前的現實需要法律在尊重個人權利的同時要兼顧社會利益，法律不能夠僅僅只考慮個人的利益還要積極倡導社會本位觀。我們應當在市場經濟中的發展中注重個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我們的法律必須適應這一要求，當現有的法律不能很好的滿足社會的需要時就應該打破原有概念體系的限制，擴大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完善我國的民事責任理論體系。

(二)懲罰性賠償的法治基礎

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在民事損害賠償方面，遵循同質補償原則，其基本特征是補償性。即不論在侵權還是違約領域，損害賠償只能以填補損失為原則，不允許懲罰性措施的適用。并且認為由于民事法調整的法律關系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這些主體之間地位是平等的，其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是平等的。所以即使發生糾紛采用同質補償的原則就能達到對受害者的補償也能達到對加害者的懲罰。但時至今日，兩大法系的融合和社會的法治觀念的發展，這種情況已經有所改觀。在補償性賠償之外必須增加懲罰性賠償才能滿足社會和現實的需要，并且也符合法制的要求。

1.懲罰性賠償是法治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雖然懲罰性賠償不是現代社會生成的制度，但卻是符合現代法治理念的一種法律制度。它的完善需要現代法治觀念的支持，反過來也有助于現代法律觀念和制度的形成。

現代法治的一個特征就是，不僅僅局限于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還要關注社會利益的保障。如上所述懲罰性賠償產生的社會基礎是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它的存在不僅僅是維護個體受害者的利益，本質上是維護社會群體的利益，因此，它在本質上與現代法治的社會化趨勢相契合。懲罰性賠償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增進現代法治中對社會利益的保障。

法律的綜合化，是現代法治的又一個特征。古代法律是諸法不分，近代法律的特征是嚴格的區分各部門法，形成一個個獨立的不互相滲透的法律部門。而現代法律則在近代法律分化的基礎上，不同程度的走向融合，綜合化成為現代法區別近代化的一個明顯特征。尤其在法律調整方法上，現代法一改近代部門法中單一調整方法的局限，在解決和應對社會問題上，開始綜合運用各種可用的調整方法，公法和私法的廣泛結合，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統一，已成為現代立法普遍的特點。懲罰性賠償“本質上是一種兼有民事法和刑事法屬性，融公法和私法于一體，實體法和程序法相結合的綜合性法律制度。它既有刑事法懲罰性和遏制性的特點，又有民事法補償的特點，既有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功能，又有保護私人權利和利益的作用;既有實體法上的一項責任制度，又是程序法上的一項重要制度，因此，懲罰性賠償屬于一項綜合性法律制度。”

正是由于懲罰性賠償在本質上屬于一項綜合性的法律制度，因此，懲罰性賠償的建立和實施，既符合現代法治的發展要求，同時又能夠促進法律的現代化進程，有助于法律綜合化的進一步實現。

2.懲罰性賠償有助于民事責任功能的全面的實現

法律責任的功能是指通過法律責任獨特構造和機制應該實現的對人及社會的影響。主要功能有制裁、補償、預防。民事責任也不能脫離這一限定之外，只能說民事責任強調的是補償功能，但不能認為是唯一的功能。我國學者在論述民事責任的功能時也認為“民事責任的功能，有復原之功能，預防之功能及懲罰性功能。”。也即，在承認民事責任補償功能的同時也承認其具有懲罰性功能。不可否認補償功能是民事責任的主要功能，但是，民法學界在研究民事責任的功能時，往往對民事責任的補償功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而對民事責任的其他功能卻很少問津，甚至將補償功能絕對化，以為補償功能就是民事責任的全部功能。這種認識顯然沒有能夠全面概括民事責任的功能。

長期以來，民法在強調民事責任補償性一面時，卻很少關注民事責任所具有懲罰性的一面。人們容易理解的是刑法的懲罰功能，但實際上，法律責任中的懲罰功能絕非僅僅在刑法中出現，民事法律中也有懲罰的功能。日本學者**英夫、**昭夫也認為，把侵權行為作為專門以損害賠償為目的的制度來把握，無視民事責任的制裁功能的做法是錯誤的。三島宗教授進一步指出：刑事罰未充分發揮其對反社會性的非法行為的抑制、預防功能，而且過多地適用刑事罰會產生對基本人權的侵害等問題，應盡量避免過多適用，提倡在非財產損害中加入懲罰或制裁性功能，懲罰性賠償能夠有效地抑制損害的再發生。

上述的論述告訴我們，在論述民事責任時不能僅僅在強調民事責任的補償性功能也要關注懲罰性功能的作用。因此我們在論及民事責任的性質時，不能僅僅關注其補償性的功能還要兼顧其懲罰性的功能，只有兩者兼顧才能更好的發揮民事責任的價值。

3.懲罰性賠償是民事損害賠償領域的重要補充

傳統民法損害賠償采用同質補償原則，即認為受害人有多少損害就賠償多少，不允許損少賠多，受害者所能得到的賠償僅僅是自己所受到的實際損害。這種認識是建立在原來商品經濟不夠發達的基礎之上，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