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對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和虐待罪等條款，但在執行中面臨許多問題。一是法律規定太籠統，缺乏具體操作措施，導致現實生活中真正能構成上述罪名的家庭暴力極少，絕大多數因達不到規定的最低標準而得不到制裁。二是執法機關難以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即使起訴到法院，也往往因證據不足或情節不夠惡劣構不上犯罪，而無法讓施暴者受到懲罰。然而，對于家庭暴力問題的解決，深層次的、根本性的問題還是社會態度。長期以來，家庭暴力在社會觀念中仍被認為僅僅是家務事，婚姻家庭被看作是庇護公民私生活安寧及自治的不容外界侵犯的“城堡”。許多人擔憂，如果國家機關對家庭暴力實施嚴加管制，將會導致國家公權的過度干預，可能給公民的婚姻家庭生活造成破壞。

筆者以為，針對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體系對家庭暴力反應的不足，國家司法機關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是必要的。

第一，按照傳統的法律理論，婚姻家庭純屬私人自治領域，不受國家干預；公法領域則執行嚴格限制的公共職能，維護公共秩序。而２０世紀現實主義法學的發展使這一劃分產生動搖。公法與私法、公共權力行使領域與私人自治領域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對的、固定不變的。這已為各國普遍接受。當今世界法律發展的方向是私法趨于“社會化”、“公法化”，政府權力在擴大，私權自治領域范圍在縮小，法律允許為保護公共利益而限制私權。因而，以婚姻家庭為私人自治領域而拒絕國家公權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并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

第二，從法律的角度講，家庭中的暴力與其他情形下的暴力沒有區別。在法治社會，法律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即使是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

第三，研究表明，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在人格特征上一般具有嚴重的攻擊傾向性，在家庭中頻頻實施暴力者，也更可能在社會上攻擊他人。施暴者不僅對家庭，而且對公眾也構成了威脅。

第四，有證據顯示，生長在暴力家庭中的子女長期目睹、忍受暴力的痛苦，容易形成不良的人格，成年后也更有可能在自己的婚姻中陷入暴力行為。結束這種暴力循環，幫助孩子擺脫長期暴力陰影下的生活是必要的。

第五，法律規范在實施中的教育作用，是教育公眾某些行為是非法或社會不能容忍的。最有效的預防家庭暴力的方法之一，就是要使實施暴力者確信，我們的社會決不允許、不容忍他們的行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承擔后果。一個對家庭暴力的公共教育模式，并伴隨著懲罰，能夠兼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雙重功能。

從另一角度講，因家庭暴力的實施者無須為他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故我們無法制止家庭暴力總體在程度上和頻率上的增加；而如果在司法機關主動介入后，因受害婦女的不合作而使案件最終被撤銷，她就可能重新回到受虐中。持續的家庭暴力還會導致家庭矛盾的激化，成為兇殺和相關犯罪的誘因。

當然，國家公權介入家庭暴力案件也存在著潛在的缺陷。受害婦女普遍希望擺脫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會與國家合作，但她可能并不希望丈夫因實施暴力而受到刑事處罰。不考慮受害婦女的意愿而追究其施暴配偶的刑事責任，國家可能無意中強制某些婦女放棄了其對生活重要方面的自主權和選擇權，也可能會導致婦女面對經濟上的困境和經歷情感上的痛苦。確實，既要倡導國家司法機關對家庭暴力的干預政策而又要保護婚姻當事人的自治權免遭國家公權的侵入，是一件雙全其難的事。我們無法兼得，只有在兩者利益之間進行權衡。以現實主義理論來衡量，國家司法機關主動介入家庭暴力是一個比放棄追訴更有利的政策，雖然這一解決方法并非是完美的，且須承擔某些風險，尤其是可能造成對婦女自主權的侵害。然而，如果想真正結束家庭暴力的話，我們必須去承受這些損失。一個案件如果出于考慮婦女的意愿而不予追訴，這不就是以損失懲治犯罪行為的公共利益和阻止將來的暴力為代價？家庭暴力一方面是犯罪，同時也是性別不平等的表現，刑事追訴施暴者是根治家庭暴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標是懲罰施暴者以保護潛在的受害者，盡管婦女無權選擇國家機關是否應該介入其家庭暴力會影響她的自主權的行使，但為了保護整體婦女的利益而部分地犧牲個體的婦女的自主權是可行的，對家庭暴力的刑事追訴所獲得的社會利益將會遠遠超過對婦女自主權的侵害所帶來的短期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