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實務界一般認為，民法通則第120條第1款的規定為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8月7日頒布的（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中首次使用“精神損害賠償”一詞，后于2001年3月公布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標志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進入了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就在廣大民事司法工作者積極探索、學習、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時，兩個刑事范疇司法解釋出臺了：一是2000年12月13日法釋[2000]4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害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是2002年7月15日法釋[2002]1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規定的更加明確“……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結束以后，被害入另行提起精神損害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此后，許多理論界，實務界的同志對該兩個司法解釋進行了研究、探討。由于實務界的同仁對此解釋認識不一，掌握的尺度不同，造成了涉刑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法律不一致。

二、法釋[2000]47號、[2002]17號兩文的解析及有關問題

法釋[2000]47號、法釋[2002]17號兩文頒布以后，民法實務界出現兩種分歧：一是“望刑色變”，一旦案情涉及刑事范疇的概念則概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金，此為多數；二是堅持法理精神及現代司法理念，在判案中支持精神損害賠償金但盡量回避案件中的刑事問題。在民事審判領域應如何對待法釋[2000]47號、[2002117號兩文，筆者認為，應首先分析其合理度。

合理的方面。首先，法釋[2002]17號文作為一個刑事范疇的司法解釋，畢竟僅僅是解釋，受刑法，刑訴法的限制，1996年刑訴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次，刑事案件中對被告人處以刑罰，就已經包括對被害人精神上的撫慰，無需再就精神上的損害給予賠償。第三，在刑亨訴訟中附帶精神損害賠償，可能會出現因給付經濟賠償金引起重罪輕罰，輕罪重判的現象，這勢必會影響我國（刑法）關于罪刑相適應、適用法律人人平等的原則。第四，考慮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判決的執行難，如果在對被告人處以物質賠償責任的同時再處以較大數額的精神損害賠償，判決難以執行，<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在處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問題時，“要適當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以避免數額過大的空判引起的負面效應”。由此可見釋法者的難處和現時受到的局限。

不合理的方面。第一，<刑法>作為從維護公共利益、保護公共秩序出發制定的“公法”，與民法保護私權的功能是不一致的，“文革”之后人們面對歷史現實痛下決心制定了重在保護人身權、身份權的《民法通則），旨在以私法的形式保護人權，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及不良的司法觀念，我國國民公法高于私法的“公法優位”觀和“以刑抵賠”的錯誤思想還有很大空間，因為被告入承擔了刑罰這一公法范疇的責任而動搖對被害入的民事賠償責任，顯然是舍私權利換取公權利，甚至體現了封建社會以金錢抵刑罰的歷史倒退。第二，從法律理論上講，民法強調的是侵權入的侵權責任，刑法則追求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侵權責任與刑事責任并不排斥，二者之間的關系是責任的聚合而不是責任的競合，這兩類責任在社會生活中各自具有其獨特的作用和功能，二者只有相互協調、互相配合，才能有效地發揮各自的作用，對社會成員實施周密的保護。以刑事責任為由剝奪侵權責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顯然沒將兩種責任協調好。第三，法釋[2002]17號文超出了司法解釋的范圍，<民法通則>第110條規定“對承擔民事責任的公民、法人，如果構成犯罪，對公民和法入的法定代表入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民事責任”的概念在1987年<民法通則>沖出私權遭踐踏的歷史束縛頒布之時尚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明確規定，隨著十幾年來精神損害賠償在民法范疇成為民事責任一個當然的方面，“民事責任”的概念得到相應發展，而法釋[2002）17號文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限制“民事責任”概念在特定情況下涉及刑事的發展，似有不妥。第四，現行的多部法律、法規已規定對于一般侵權行為導致的精神損害，當事人有權提起賠償，而對于較之于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嚴重的犯罪行為導致的精神損害，當事人反而不能主張賠償請求，對于受害人來講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