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

司法工作人員如果不是出于徇私、徇情動機，造成錯押、錯捕當事人的，一般不構成該罪。但應根據不同情節，區別對待。對于出于嚴重官僚主義，極端不負責，草率從事，造成嚴重后果的，可按玩忽職守罪論處;對于情節嚴重，造成一定后果，可由所在單位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于因缺乏經驗，思想方法主觀片面，或因任務緊，案件多而粗枝大葉，調查研究不深入細致，事實證據不清，或因政策水平低，缺乏專業能力等原因而造成的，則應作為一般工作錯誤，給予批評教育，使其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政策水平和業務能力，改進工作，必要時，予以紀律處分。

二、徇私枉法罪到的既遂與未遂

該罪屬于行為犯，即司法工作人員只要對明知是無罪的人實施了足以使他受到追訴的行為，或者對明知是有罪的人實施了足以使其不受到追訴的行為，或者實施了違背事實私法律的裁判完成了全部法定行為，無淪上述行為是否達到目的，均為該罪既遂。若司法工作人員在實施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行為的過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如被他人發現檢舉，或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或者行為人工作發生變動而未能繼續完成法定行為，其已經實施的行為又不足以達到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目的，為該罪未遂。

三、徇私枉法罪與誣告陷害罪的區別

(一)犯罪的主體不同。前者主體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員;而后者主體為一般主體。

(二)犯罪的客體不同。前者所侵犯的客體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而后者雖然也妨害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但主要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權利。

(三)犯罪的客觀方面不同。前者表現為利用職權使無罪的人受到追訴或者使有罪的人不受到追訴，其行為一定與職務活動有關;而后者行為人表現為捏造他人犯罪的事實加以告發。它與行為人是否擔任職務或擔任何種職務無關。如果司法工作人員不是利用職務之便，而是捏造犯罪事實誣告陷害他人，則不能構成徇私枉法罪，而只能以誣告陷害罪論處。

四、徇私枉法罪與包庇罪區別

(一)主體不同。前者主體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員，即特殊主體;而后者為一般主體，即只要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構成。

(二)犯罪手段不同。前者的包庇手段，必須是利用職務之便，通過辦案活動實現包庇罪犯的目的。而后者通過作假證明、幫助毀滅罪跡、隱藏或毀滅罪證等手段實現包庇行為，不要求利用職務之便進行包庇。

(三)犯罪發生的時間不同。前者的包庇行為，一般發生在判決之前。如果司法工作人員在判決生效之后，實施舞弊行為，放走罪犯使其逃脫懲罰的，則構成私放在押人員罪。而后者實施包庇行為，可以在行為人犯罪后的任何階段實施，既可能在偵查、預審、起訴、審判階段實施，也可能在判決之后實施。

五、徇私枉法罪與偽證罪的區別

(一)主體不同。前者主體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員，但可以構成共犯;后者主體是在偵查、審判過程中出現的四種訴訟參與人，即證人、鑒定人、記錄人和翻譯人。

(二)客觀方面不同。前者在客觀上須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徇私、徇情枉法的行為;而后者除鑒定人、翻譯人、記錄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并有可能利用職務之便作偽證外，證人只是具有證人的身份，了解案件情況的人，不要求身份條件和具有利用職務之便的行為。前者犯罪手段廣泛，除在制造偽證、隱匿、銷毀證明材料上與后者相同外，還可以在起訴、審判過程中曲解或濫用法律條文，玩弄或違反訴訟程序，使無罪的人受追訴、使有罪的人不受追訴。而后者行為人只能在偵查、審判過程中作虛假證明、作不符合事實的記錄、作違背事實的鑒定、作不符合原意的翻譯。

(三)侵犯的客體不同。前者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而后者侵犯的客體主要是人身權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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