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假釋的撤銷，修訂的刑法在保留原刑法中因再犯新罪撤銷假釋規定的基礎上，吸納了《監獄法》第33條的關于違法行為導致假釋撤銷的規定，并首次將發現漏罪也作為撤銷假釋的條件，這被認為是新刑法對假釋予以完善的重要體現。顯然，修訂后的刑法關于假釋撤銷條件的規定，放寬了假釋撤銷的條件，對假釋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對再犯新罪，不區分故意與過失，一律應當撤銷，是否足取?而漏罪之發現若緣于被假釋犯的主動交代呢?將假釋必撤銷條件擴展到一般違法或違規行為是否適當?

1、假釋的發動基于對受刑人人身危險性業已消除的認定和在監督考察下不再危害社會的期待。在考驗期內若故意地再犯新罪，應當撤銷假釋是無可爭議的;但若出于過失再犯，盡管也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社會危害，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與故意再犯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兩種主客觀在性質上根本不同的行為卻呈現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是不是有違公平原則?筆者因此建議將過失再犯的假釋撤銷由立法規定的必然撤銷改為由法官根據過失大小和致害程度進行的自由裁量，也即假釋考驗期內因過失再犯，“可以”撤銷而非“應當”撤銷假釋。

2、由于假釋是以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在危害社會為根本條件，故而如犯罪分子有意隱瞞自己的罪行，足以說明其無悔改表現，亦難以確認不致再危害社會，應當撤銷假釋當無異議。但是，如果罪行是被假釋犯主動坦白交代的，所以應區別對待。其一，如果所坦白交代的罪行相對較輕，綜合考慮仍然符合假釋條件的，可以相應延長假釋的考驗期，不撤銷假釋;其二，如果坦白的罪行比較重，中國同意對漏罪區分對待的學者于是認為應當撤銷假釋，實行數罪并罰②。筆者的意見是不妨作與故意再犯和過失再犯相同的罪質區分，如該較重的罪行系假釋犯故意所為，則應當撤銷假釋;如過失所致，則是否假釋交由法官裁量。

3、將違法行為作為假釋必然撤銷的一個條件是中國對假釋犯重“管束”輕“保護”的一個明顯體現，筆者以為并不足取。假釋考驗期是促使假釋犯重返社會的過渡階段，是其從監禁生活到社會生活的磨合。假釋犯在這一期間出現生活、求職和交往上的困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由此導致內心的不安、失衡、怨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出現反常行為、顯現再犯之虞。也正因為如此，才說明了假釋犯在重返社會生活的過渡期里對其監督管束，保護指導的緣由和必要性。如果一旦真有違法違規行為，監督幫助應是比一律不問因由、不分違法行為之輕重而撤銷假釋使之重回監獄更符合行刑規律。嚴重違法，應當撤銷;輕微違法，可以撤銷或采取相應的懲救措施如采取警告、要求作出保證或增加新的特定義務，以盡量維持假釋已取得的效果。

上述針對現行刑法中教條的、毫無彈性的規定所作的建議可歸納如下：將刑法規定的假釋撤銷事由分列出必撤銷事由和可撤銷事由，從而在撤銷方式上體現出層次性、過渡性，兼具靈活性和合理性，建立必撤銷制和得撤銷制相結合的假釋撤銷制。這一立法例已被中國的臺灣及澳門，瑞士，甚至假釋條件極為苛刻的俄羅斯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采納。在中國目前的刑法體系和立法司法現狀之下，以上設想的實現有一定難度，但隨著社會條件的成熟和立法的進步，這至少可成為日后一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