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否適用罰金刑如何確定?

是否適用罰金刑看刑法條文規定的該罪名是否能夠適用法定刑，比如說在罰金適用的條件是存在著一些必須要進行財產類型的懲罰的狀況之下，當然罰金條款也進行了一定的修改，總體上來說在分則的條款當中已經增設了罪名，同時并且在設置方面有罰金刑的條款。從《刑法修正案(九)》對罰金條款的修改情況來看，主要存在四種模式。

一是修改了總則關于罰金的規定，將“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繳納確實有困難的，可以酌情減少或者免除。”修改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等原因繳納確實有困難的，經人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繳納、酌情減少或者免除。”進而進一步完善了因災禍等事由不能繳納時罰金的繳納方式和繳納程序，加大了罰金的繳納力度。

二是在分則條款中，增設罪名的同時在刑罰設置上設立罰金刑條文。

三是在分則條款中，在未修改之前法定刑幅度的情況下單獨增設罰金規定。如刑法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第一款之前規定：“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刑法修正案(九)》將其修改為“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并處罰金。”四是在分則條款中，在調整法定刑幅度的同時，增設罰金條款。

這具體又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未改變起點刑幅度，但增設法定升格刑規定，同時設立罰金條文。如將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修改為“非法生產、銷售專用間諜器材或者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就是如此。

第二種情形是改變了起點刑，或者有多個量刑幅度，改變了相應量刑幅度，同時增設罰金規定的。如貪污、受賄罪的規定。再如刑法第三百條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之規定。在修改之前該罪第一款表述為：“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之后，第一款變為：“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分類只是基于研究需要而進行的一種初步概括，并非是要絕對精確的對《刑法修正案(九)》罰金條款所采用的立法技術進行歸類。事實上，本次修正在很多罰金條文的設計上采用的是混合方式，同時包括筆者所概括的后兩種模式。

二、對新增罰金條款截然對立的兩種不同適用立場分析

就司法實踐而言，前三種模式并無太大影響，關鍵是第四種模式，新刑法改變了起點刑，或者有多個量刑幅度的，減輕了其中量刑幅度，從而根據“叢舊兼從輕”原則整體上可能對被告人有利。由此對于未決案件如何具體適用新法之爭議便產生了。如行為人甲散發邪教宣傳品被抓獲，某基層法院審理后認為情節較輕，于《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前根據舊刑法判處甲有期徒刑三年。后甲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新刑法生效。根據新刑法的規定，情節較輕的，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就主刑而言，應適用新刑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無疑，但問題是是否能同時判處罰金等附加刑呢?對此，司法實踐種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一種意見認為新刑法應該“整體適用”，也即不應該將主刑與附加刑割裂開來。其理由在于犯罪分子已經因刑法修訂而獲得了從輕處罰的好處，如若適用新刑法較輕的主刑規定而不適用附加刑，會使其獲得兩次好處，這不符合刑法修訂宗旨。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上訴不加刑是一項基本原則，其既包括不能加重主刑也包括不能加重附加刑，若同時適用刑法所規定的主刑和附加刑顯然是對該原則的背反。筆者以為，第二種觀點是妥當的，具體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在現實生活當中是否能夠適用罰金的話，具體的是需要根據當事人的犯罪行為來進行一個不同判斷，通常情況之下，如果說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一定的財產方面的懲罰的話，就會適用罰金，當然罰金的具體的適用規則以及適用方式在修正案九當中都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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