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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對于一項工程來說，承包方需要保證的是工程的質量過關，工程質量在整個承包工程過程中是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項的工程都出現了爛尾問題。那么，爛尾工程承包方怎么辦？接下來小編將為大家詳細的介紹一下爛尾工程承包方怎么辦這個問題以及與其相關的一些事項。

一、關于工程量的確定與工程款的支付時間問題。

1、爛尾樓工程量的確定，看似極為簡單，其實不然。

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簽訂的情況看，對工程量的確定通常有這么幾種方法：一是一次性包死價;二是委托有關審計機構進行工程造價審計。爛尾樓工程糾紛產生后，如發包人與承包人依施工合同約定委托有關審計機構進行工程造價審計，這種方法不太會產生歧義，筆者對這種情況不作探討，但在施工合同中約定承包范圍內的工程是一次性包死的情況下，如何計算或確定爛尾樓的工程量就值得討論了。因為爛尾樓之所以會成為爛尾樓，本身就決定了其承包范圍內的工程是不可能由承包人獨家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次性包死價就成了一種無法包死的價格了，而當事人又無法對承包人完工的工程量達成一致意見，故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是必須委托第三人進行審價確定。但在一次性包死價與委托審價之中肯定存有一種利潤空間或虧損空間的問題(通常是利潤空間居多)，比如承包人包死價為200萬元，爛尾樓工程(即承包人實際完成工程量為150萬元)，而后續工程量只需30萬元，那么當中的20萬元即為合同得以繼續履行情況下的承包人的利潤。又比如，同樣是承包人包死價為200萬元，承包人已實際完成的工程量為150萬，未完工程量為70萬元，那么該工程就要造成20萬元的虧損。在實務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一是法院是否應進行爛尾樓工程造成的原因力分析，即合同解除或終止的原因責任在發包人還是承包人，還是雙方均有責任。二是在作出原因力分析的情況下，法院能否在審價結果出來之后酌情予以考慮給承包人以利潤分享的權利或虧損分擔的義務。

筆者以為，爛尾工程糾紛中，在合同采用一次性包死價的情況下結合合同終止的原因考慮給守約方以適度的利潤分享權，給違約方以適度的義務分擔責任應是合理的，因為它充分考慮了施工合同在正常履行情況下各當事人的期待利益或可能應承擔的經營風險。換言之，籠而統之，一概采用審價的方式確定施工方的工程量似有失公正。實務中簡單化的處理方法可以是：

1、工程項目盈利的情況下，如系發包人的原因造成施工合同無法履行的，應將該盈利列入承包人的工程量當中;如系承包人的原因造成施工合同無法履行的，則直接以審價結果作為承包人完成的工程量。

2、工程項目虧損的情況下，如系發包人的原因致使施工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虧損額由發包人自行承擔，可直接以審價結果作為承包人完成的工程量;如系承包人的原因致使施工合同終止履行的，應以審價結果減去虧損額之后的余額作為承包人的工程量。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用上述方法確定承包人的工程量時，需要作出兩個審價報告，一是承包人已完工程量的審價結果，二是承包人未完工程的審價結果，兩個結果得出后，該工程的盈虧情況就一清二楚了。

3、關于工程款的支付時間。

在實務當中，發包人與承包人往往會約定按施工進度支付工程款的內容，即實行進度款支付辦法。建設部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制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示范文本(99年版)通用條款第26條第1項規定：“在確認計量結果后14天內，發包人應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進度款)。”同條第4項規定：“發包人不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進度款)，雙方又未達成延期付款協議，導致施工無法進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發包人承擔違約責任。”在專用條款中，發包人與承包人也許會有更明確、更細致的約定。

應該說，這些條款的約定在施工合同得以充分履行的情況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在爛尾樓工程糾紛中，常常會發生爭議，即發包人往往主張尚欠工程款的支付須到承包人承包的工程整體竣工驗收后方能支付，而承包人則要求在合同終止后當即要求發包人支付。實務部門也存有上述不同的觀點，如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的觀點即主張半截子工程狀態下，“由于施工方確實付出了勞動，對工程投入了資金和建材，發生了管理費、稅金等，即便因合同效力的不同而影響計價的標準和方法，但從公平的原則考慮，也不影響對已完工程款的結算。”

筆者以為，在爛尾樓工程的工程款支付時間問題上，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主要是分析造成施工合同無法履行的原因何在，如系因發包人的原因(如發包人不按約定及時支付進度款或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物配件和設備不符合強制性標準的等等致使施工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施工人有權在合同終止后隨時要求發包人支付工程款。如施工合同未能繼續履行的責任或原因在承包人一方的(如承包人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沒有完工，且在發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內仍未完工的，筆者認為發包人有權拒付工程款尾款直至承包人承包的工程竣工驗收時方為應付款的時間，理由是：

(1)當事人雙方不太可能在施工合同中約定合同中途終止時工程款尾款應于何時支付，即當事人對這種情況下的工程款付款時間往往是沒有約定或不明確的;雖然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中通用條款第44條第6項規定：“合同解除后，……發包人應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條件，支付以上所發生的費用，并按合同約定支付已完工程價款”。但該條規定中所謂的“按合同約定”中的“合同”應當指的是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除了通用條款以外的專用條款或其他的施工合同條款，但無論是專用條款還是其他施工合同條款，這種情況下的約定內容往往是空白的。

(2)發包人支付承包人工程款過程中，在最后一筆工程款的支付上，雙方通常約定在工程竣工驗收后才需支付。因為承包人承包的工程通常須在竣工結算完成后才談得上審核承包人的工程尾款為多少(一次性包死價的情況除外)，故承包人承包的工程在未經竣工結算并驗收前，發包人無需支付承包人的工程款尾款;

(3)從維護守約方的利益角度出發，作這樣的處理有利于制裁違約行為，肯定誠實守信的做法。當然如果承包人有證據證明發包人在合同終止后，有意不繼續進行投標活動或繼續物色新的承包人時，或者導致施工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責任在于發包人與承包人雙方的，則承包人請求給付工程尾款應該是允許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4)14號《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0條第1款規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經完成的建設工程質量合格的，發包人應當按照約定支付相應的工程價款，已經完成的建設工程質量不合格的，參照本解釋第三條規定處理。”根據上述規定，可以作出如下幾點判斷：一是承包人在請求給付已完工工程量的工程款時須提交證據證明其施工完成的工程質量是合格的，換個角度來說，如承包人未能舉證該內容，則發包人可以付款條件未具備為由抗辯無須支付工程款;二是在訴訟過程中，如承包人未能在一審舉證期限內完成上述舉證責任的(含申請司法鑒定)，則承包人要求給付工程款的訴請將很難獲得支持;三是建設工程的質量合格與否在正常情況下是要到竣工驗收時才能知曉，故在當事人未申請質量鑒定的情況下，須等到承包范圍內的建設工程完成竣工并辦理驗收后方可請求給付工程款。

二、關于工期延誤的違約責任問題。

爛尾樓工程糾紛中，幾乎絕大部分的工程都存在工期延誤的情況，而在每一個爛尾樓工程糾紛案件中，也幾乎每個發包人都不會放棄追究承包人因工期延誤而產生的違約責任的機會，每當此時很多承包人會提出施工合同約定的違約金標準過高，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的抗辯。故探討這種工期延誤而產生的違約責任在實務上顯得極有必要，下面分幾個問題進行分析。

1、違約金的性質。

作為民事責任的一種，違約金是懲罰性的還是補償性的，還是兩種特性兼具，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論一直未停過。一些論者主張判斷違約金是懲罰性還是補償性的，屬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范疇，取決于當事人的約定。“按照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完全可以約定單純的懲罰性違約金。例如，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一旦一方違約，無論實際損失多大，違約方應當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按照合同自由原則，這種約定是有效的。”但更多的人則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學者認為，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違約金責任主要是補償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所謂補償性違約金，是作為損害賠償額的預定，實際上是用來充當替代賠償損失作用的，當事人通過約定這種違約金，一旦違約，就支付違約金，可以避免舉證上的困難，即避免了證明損失、證明因果關系等困難”。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法官也認為，“長期以來，尤其是在以前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更多地強調違約金的懲罰性，在后來的立法中承認違約金的補償性和懲罰性多重屬性，以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這樣，既維護了守約人的利益，也兼顧了違約人的利益，體現了公平原則”。“違約金的功能在于使未違約方因對方違約而造成的損失或失去的利益得以補償和實現。……有關違約條款主要是用來調整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力求做到公平，而決非主要目的在于懲罰違約方”。

上述觀點的立法依據在于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的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因此，違約金責任作為一種財產責任，其本質意義主要在于對守約方的補償，其次才表現為對違約方的懲罰和制裁。加深對違約金責任屬性的認識，有助于我們在實務中正確判斷違約金約定標準的高低問題，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有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的舉措。

2、如何判斷違約金約定是否過高的問題。

要判斷違約金約定是否過高的問題，首先要明確判斷違約金約定是否過高的參照系數或標準是什么。在我國，現行《合同法》施行前，當著出現當事人自行約定的違約金過高情況時，立法及司法解釋均賦予了法院或仲裁機構可以進行調整的權利。如1984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的《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條例》及《農副產品購銷合同條例》中有多處規定了限幅度的違約金標準，不承認當事人自行約定的過高違約金條款的效力。1985年3月21日公布的《涉外經濟合同法》第20條第2款則作出了與《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相類似的規定。《合同法》生效前，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有關司法解釋均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最高以不超過合同未履行的價款為限。如1987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法(經)發[1987]20號《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中具體適用〈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第9條規定：“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自行約定的權利，違約金數額一般不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價金總額為限，對超出部分，不予保護”。1995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法發[1996]2號《關于審理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39條規定：“合同一方違反合同，應由對方支付違約金。合同對違約金有具體約定的，應按約定的數額支付違約金。約定的違約金數額一般以不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價款總額為限。”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在實務中適用時可能會存有以下一些問題：

一是適用“不超過合同未履行的價款為限”的標準會造成對當事人的不公，如一宗買賣合同糾紛中，出賣人與買受人簽訂的合同標的額為200萬元，在履行過程中，出賣人僅能履行20萬元的交付義務，倘雙方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的違約金為合同總價款的50%，則買受人即可取得100萬元的違約金補償，該補償款將遠遠超出買受人合同得以履行時可能獲得的權益，兩者太過懸殊，對出賣人顯失公平。

二是適用上述司法解釋規定的判斷標準在有些合同糾紛中顯得無法操作，如在某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中，承包人工期延誤時，合同約定工期每逾期一天支付5000元的違約金，承包人實際逾期了100天，則根據合同約定產生的違約金50萬元有無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價款總額”很難判斷。隨著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的出臺施行，應當說，即明確了判斷違約金約定過高的標準或參照系數在于衡量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分高于守約方造成的損失，即以守約方產生的損失作為判斷標準。這就較好的彌補了以前立法或司法解釋中不盡合理的規定或做法。有跡象表明，以當事人造成的損失為參照系數判斷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高的做法，成為了當前較為首肯的做法。如最高人民法院草擬的《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續一)》中有以下規定：“勞動合同中約定一方當事人解除勞動合同應當承擔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可以結合造成的實際損失予以調整”。

首先面臨的就是工程價款的支付問題，在爛尾的情況下，發包人有權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工程價款的支付。其次，就是違約責任的承擔，根據過錯程度確定責任大小。如果大家對于爛尾工程承包方怎么辦這個問題還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小編建議最好在當地找一個專業的律師進行詳細的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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