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審法院能否將“罰金已繳納”作為對被告人從輕量刑的理由

目前，一些基層法院法官針對罰金刑難以執行的問題，在對被告人宣判之前就讓被告人或其家屬繳納罰金，遂在判決書中顯示出“罰金已繳納”，并將其作為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理由。筆者認為，這是典型的“未判先執”的現象，是不妥的。按照法律規定，只有對被告人判決后，才有判決執行的問題，若把罰金刑執行前置，就屬于“先定后審”，違反了法定程序。顯然，把“罰金已繳納”作為判決書認定的量刑理由，實屬程序違法，應得到糾正。

二、法院把被告人在上訴期間繳納罰金作為改判的理由是否妥當

司法實踐中，一些并處罰金案件的被告人在上訴期間向二審法院繳納了罰金，二審法院據此對被告人從輕判處。筆者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將刑法第五十三條中“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次或分期繳納”明確為“(判決指定的期限應為)從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長不超過三個月。”即是說，罰金應當在判決生效第二日起繳納。

2.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就第一決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罰金是否繳納不是二審法院審查的對象。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條規定，“財產刑由第一審人民法院執行。”

3.根據“審執分離”原則，如果被告人不能自愿繳納罰金，理應由執行機構負責執行。

4.二審法院把罰金的繳納作為從輕改判的理由容易誤導被告人產生一種在一審判決后都不愿繳納罰金，試圖通過上訴期間繳納罰金并以此得到更輕處罰的念頭。因此說，二審法院把被告人在上訴期間繳納罰金作為改判的理由是不妥當的。

三、罰金刑“判而不執”成為司法的“瓶頸”

罰金刑“判而不執”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原因在于：首先，被告人繳納罰金能力不強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繳納，尤其是一些并處罰金的案件，大多被告人被判處自由刑，認為“我也關了，誰還繳錢”，有很強的抵觸情緒。其次，法院對于罰金的執行缺乏應有的強制力，而且罰金刑是由刑庭還是由執行機構負責執行無相關法律依據。最后，對于判處小額罰金的案件，如盜竊數額不大的案件，占判處罰金案件總數的比例特別高，如果要完全執行則需要耗費巨大的司法資源。

四、罰金刑執行的對策針對罰金刑執行難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進行嘗試改革：

1、試行“預交罰金”。主審人針對機關指控的罪名及其所反映的犯罪數額、情節，可以讓被告人“預交罰金”，等待判決生效后再執行罰金。這樣，能保證罰金刑得到有效執行，且通過被告人“預交罰金”的態度可反映被告人悔罪表現的程度，更能準確地適用刑罰，同時也避免了“先定后審”等程序違法現象。而且，試行“預交罰金”與法律規定并不矛盾，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依法應當判處被告人財產刑的，可以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決定扣押或者凍結被告人的財產。”同理，“預交罰金”是法律規定所允許的。

2、法院內部建立一個專門的“罰金刑執行”監督機構，協調適用罰金刑案件的刑事審判機構與罰金執行機構的關系，監督罰金刑的執行過程，增強執行罰金的主動性，加大罰金刑執行的強制力，凸現罰金刑的不可避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