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講究法律的年代，有人犯罪，我們當然要嚴懲，但是我們判罪時也要講求有理有據，于是，我國便成立了偵查機關來查明證據。對司法鑒定的規定就是對偵查機關的一種約束。我國早在2012年便對新刑訴法司法鑒定有了新的規定，這既是對法律有發展眼光的體現，又是是人們負責任的表現。那么，到底有什么改變呢？

一、將“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

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將“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與2005年人大常委會《決定》、2010年《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文件表述相一致，是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成果的立法確認。“鑒定意見”還原了司法鑒定這一訴訟活動的本質特征，即司法鑒定是訴訟當事人獲取證據的一種手段，鑒定產生的結論并非案件事實判斷的最終裁決，而僅僅是司法鑒定人運用專業知識對專門性問題所作的分析和主觀判斷。“ ‘鑒定意見’稱謂的確立，主要是針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鑒定權侵犯司法權，司法權盲目崇拜‘鑒定結論’，視‘鑒定結論’為‘科學的判斷’的現象。”

“鑒定意見”從證據類型角度講屬于言詞證據的一種，本質上是一種專家證言，它不具有任何預定的效力，同樣需要在法庭上經過質證，由法官根據質證情況審查判斷，以確定能否作為定案的依據。“這種稱謂的修改，有助于法官清醒的理解自己的職責，更好地履行對司法鑒定審查核實的職責，消除過份依賴司法鑒定的現象，同時也有助于消除當事人和群眾對司法鑒定的誤解，減少因不服司法判決而引起的對司法鑒定的投訴信訪案件，維護司法鑒定的社會公信力。”

二、增加“電子數據”證據種類

電子數據作為一種新的證據類型，是計算機技術和信息技術應用深入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多年的司法實踐中，因“電子數據”記載的信息往往是“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在新《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前，雖然國家在法律層面沒有明確其法定證據種類的屬性，但“電子數據”早已通過司法鑒定活動，轉化為鑒定結論的形式作為證據之一種而加以運用。

如公安部1998年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34條鑒定的范圍包括“電子數據鑒定”，第一次明確的將電子數據納入鑒定范圍；2000年司法部發布的《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試行)》中采用“計算機司法鑒定” ；2003年公安部發布的《公安機關電子數據鑒定工作規則》中使用“電子數據鑒定”這一概念，在2006年幵始實施的《公安機關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中將"電子證據檢驗鑒定”列為一個獨立的鑒定項目；2009年最高檢下發的《人民檢察院電子證據檢驗鑒定規則（試行)》建立“電子證據”鑒定概念，并對電子證據鑒定程序進行了規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規定》也采用了電子證據概念。

通過上述不同時期相關規范性法律文件對電子數據鑒定規定的表述，可以看出電子數據做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早就存在于司法實踐中，本次新《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吸收了司法實踐的有益成果，從立法上將電子數據與視聽資料確認為一種獨立的證據種類，也是立法與時俱進的表現。

三、增加特定情形下的鑒定人作證特定保護制度

新刑訴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為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釆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

本條規定，明確了公安司法機關主動對鑒定人采取人身安全保護措施的特定案件類型、采取安全保護的前提、需要保護的對象、設定了保護措施的內容、規范了保護措施的程序等。盡管使鑒定人出庭保護制度在立法上前進了一大步，但因該規定僅是針對特定案件、特定對象、特定情形的鑒定人特定保護制度，而非一般保護制度，保護范圍還是太窄。在一些不嚴重犯罪但涉及的容易引發當事人和鑒定人矛盾激化的案件，如人身傷害、司法精神病鑒定等方面沒有作出相應的規定，還需要有關實施細則的補充完善。

新刑訴法司法鑒定的規定有所改變必定是有原因的，其中將“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體現了司法鑒定的科學性；增加“電子數據”證據種類，體現了司法鑒定的時代性；增加特定情形下的鑒定人作證特定保護制度，則是體現了司法鑒定的多樣性。

司法鑒定費用是多少

司法鑒定時間是多久

司法鑒定的法律規定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