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區別

一、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區分標準問題

要正確區分尋釁滋事罪(本文特指任意損毀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行為)與故意毀壞財物罪，首先要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區分標準問題。

司法實踐中，有人把是否出于流氓動機作為區分兩罪的重要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筆-者認為值得商榷。第一，從犯罪構成理論的角度來說，犯罪動機不能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因素，首先必須對決定行為的性質具有意義，只有這樣，才能據以認定犯罪，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不具有這一功能，便不能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犯罪動機是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內心起因，在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過程中，不同的犯罪動機雖然對行為人達到犯罪目的起到促使或延緩的作用，但犯罪動機不能決定行為的方向，對決定行為的性質沒有意義。因此，犯罪動機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它也不具有區分此罪與彼罪的功能，而僅僅是量刑時應予考慮的情節。第二，從刑法分則的規定來看，刑法并沒有將出于流氓動機作為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之一。第三，什么是流氓，什么是流氓動機?本身就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它們本身也不是嚴格的法律術語，沒有一個內涵具體、外延清晰的界定。把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作為區分此罪與彼罪的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恐怕難以讓人信服。

筆-者認為，區分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標準有兩個：

一、犯罪客體。犯罪客體是區分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首要標準。這一點從刑法分則的編排就能看出來。刑法分則章節劃分的基本依據就是犯罪客體。刑法分則把故意毀壞財物罪放在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中，而把尋釁滋事罪放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中，其編排依據顯然就是犯罪客體的不同。

尋釁滋事罪的犯罪客體是復雜客體，即本罪既侵犯了公共秩序，同時也侵犯了公私財物所有權。從刑法分則的編排來看，其主要客體乃是公共秩序。[1]從刑法分則對尋釁滋事罪的表述來看，立法也明確將破壞社會秩序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客體只能是公私財物所有權。

雖然我們認識到犯罪客體是區分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首要標準，但在某些情況下，要判斷某一行為究竟侵犯的是何種犯罪客體，或者說主要侵犯的是哪一種犯罪客體，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上述案例中的，發生在公共場所的故意毀壞他人財物的行為，究竟主要侵犯的是他人財物所有權還是公共秩序?

既然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都侵犯了公私財物所有權，那么如何區分在什么情況下犯罪行為同時又而且主要是侵犯了公共秩序呢?我們認為可以把犯罪對象是否特定作為一個判斷依據。當犯罪對象特定時，該行為侵犯的主要是公私財物所有權;當犯罪對象不特定時，該行為侵犯的主要是公共秩序。因為犯罪對象不特定，就意味著不特定的財物處于不安全的狀態下，隨時有遭到侵犯的可能。與此同時，這種行為也會導致不特定人即不特定財物的所有人缺乏應有的安全感。因此，當犯罪對象不特定時，犯罪行為所侵犯的主要客體必然是公共秩序。

另外，筆-者認為，不能把犯罪行為是否發生在公共場所作為判斷該行為是否侵犯了公共秩序的依據。也就是說，發生在公共場所的犯罪行為未必侵犯了公共秩序，不是發生在公共場所的犯罪行為也可能侵犯了公共秩序。所謂公共場所，是指供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數人進行社會活動的公用場所。與公共場所相對應的概念是私人場所。所謂公共秩序，是指社會公共生活安定與寧靜的狀態。

有人認為，公共場所具有時間和人群特征，即行為發生時，某場所內必須有足夠數量的人，才能將其認定為公共場所;如果行為發生時，該場所沒有其他人或者人很少，就不宜認定為公共場所。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按照這種觀點，公共場所如車站、碼頭、體育場等等，在沒人或者人少的時候，就不是公共場所。這顯然與人們的思維習慣不符，不能為人們普遍接受和認可。其實持該觀點的人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發生在公共場所的犯罪行為未必侵犯了公共秩序。但只要認識到行為發生在公共場所不等同于侵犯了公共秩序，就足夠了。沒必要把一個地方像變魔術似的變來變去，一會兒是公共場所，一會兒又不是公共場所。筆-者認為，當犯罪行為發生時，公共場所沒有其他人或者人很少時，犯罪行為就不可能引起不特定多數人的心理不安，公共秩序就沒有受到侵犯。反之，犯罪行為即使不是發生在公共場所，只要引起不特定多數人的不安和恐懼，該行為就侵犯了公共秩序。如一伙人為了逞威風，今天到張家砸爛幾塊玻璃，明天又到李-家砸壞一臺電視機，已經引起當地居民的普遍不安。行為雖然發生在居民家中，不屬公共場所，但該行為顯然侵犯的是公共秩序，行為人想要挑釁的也是公共秩序。

二、犯罪故意。人的任何行動都是基于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從而進一步通過意志，確定行為的方向，選擇行為的方式和進程，直至最終達到行為的結果。故意犯罪行為的成立也不例外。前已述及，尋釁滋事罪中行為人在犯罪對象的選擇上是不明確的、不特定的，因此其行為主要侵犯的是公共秩序而不是公私財物所有權。行為人在選擇犯罪對象時之所以具有不確定性，與其一定的心理狀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故意毀壞財物罪中，行為人想要破壞的就是他人的財物;而在尋釁滋事罪中，行為人想要破壞的并非財物本身，而是公共秩序。正因為行為人想要挑釁的是公共秩序，這就決定了他在選擇犯罪對象時的不特定性。因此，我們認為，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區別，反映在犯罪主觀方面，就是犯罪故意的不同。

一、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故意屬于不確定的故意，即行為人對于犯罪結果的發生僅有概括的認識，具體有哪些犯罪對象會受到侵害，會受到何種程度的侵害，行為人都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些也不是他所關心的內容。故意毀壞財物罪的犯罪故意屬于確定的故意，行為人對犯罪對象、犯罪結果的發生有比較明確的認識。

二、表現在故意的內容方面，尋釁滋事罪的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不特定人的不特定財物遭到侵害的結果，卻放任該結果的發生。我們認為，尋釁滋事罪的行為人對公共秩序的侵犯持的是直接故意的態度，是積極追求;而對他人財物的毀損持的是間接故意的態度，是放任。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損害他人財物的結果，并積極追求該結果的發生。也就是說，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毀損持的是直接故意的態度。這是兩罪的重要區別之一。

三、從刑法分則對兩罪的表述也可看出兩罪在犯罪故意上的區別。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是對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表述。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顯然，立法在對兩罪的表述上，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尋釁滋事罪中毀壞財物的行為必須是任意的。“任意”一詞也就表明立法對兩罪在犯罪故意上的要求不同。

二、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立法關系問題

確立了兩罪的區分標準，僅僅是解決了界定某一行為是尋釁滋事罪還是故意毀壞財物罪的第一步。要進一步界定行為的性質，還有必要搞清楚兩罪在刑事立法上的關系問題。我們認為，從刑法分則對兩罪的構成要件的要求來看，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在立法上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競合關系，而不是像盜竊罪與搶劫罪那樣是一種相互排斥的關系。第一，犯罪主體都是一般主體;第二，犯罪客觀方面都是損毀他人財物，情節嚴重的行為;[2]第三，犯罪客體都包括公私財物所有權;第四，犯罪主觀方面都是故意。只是當某一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物所有權，而且也侵犯了公共秩序的時候，就可能同時構成尋釁滋事罪。因此，兩者的關系是一種競合關系：當尋釁滋事的行為達到了毀壞財物罪所要求的數額較大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標準時，該行為同時也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當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同時也侵犯了公共秩序時，也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

那么當某一行為同時符合兩個犯罪的構成要件的時候，到底應該按照何種犯罪來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呢?我們認為應當根據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罪行相適應原則來具體認定。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的最高刑罰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當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還沒有達到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時候，如果該行為同時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時，應當以尋釁滋事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因為該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物所有權，也侵犯了公共秩序，其社會危害性較大，這樣處理，與刑法罪行相適應原則相符。當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已經達到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時候，應當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這同樣符合罪行相適應原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