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記對抗主義是指未經登記,物權的變動在法律上也可有效成立,但只能在當事人之間產生效力,不能對抗第三人。采取“登記對抗主義”立法例決定了物權變動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即，就以商標為例，具體闡述：如果把商標許可視為權利物權(商標權)變動(許可他人使用)的一種方式的話，那么，甲與乙雖然簽訂了商標許可使用合同A，且此合同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但由于未依法進行備案，那么，對于任何善意第三人而言，此商標許可合同A并不發生任何權利物權(商標權)變動(許可使用)的效力，而僅具有規范甲、乙兩方當事人合同權利義務關系的債權效力。

實際上，上述認識與我國最高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九條的規定是完全一致的。該《解釋》第九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后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由于“公示手續”是物權變動(廣義上講，包括權利物權)的要求，所以上述規定明確了未依法登記的后果不是“合同不生效”而是“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如商標使用權)不能轉移”。

相關知識：在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第19條規定時，筆者認為關鍵問題集中于下述：

(一)如何界定善意第三人

首先，“第三人”應指所有對該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標的--商標權的各項權能具有現實利益關系的該許可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人。如該商標權的受讓人、質權人、其他被許可人等。只是因為實踐中出現的最為集中的“第三人”是在后許可合同之被許可人，所以，本文集中討論“第三人”為“在后許可合同之被許可人”的情況。

其次，所謂“善意”，是相對于“惡意”而言的，善意是指不知情…。也就是在后被許可人不知或不應知道該同一商標權已存在在先許可的事實，且此在先許可與在后許可無法共存。事實上，筆者以為，善意除了是一種主觀狀態外，還含有第三人民事行為合法性要求的意味，也就是說，如果在后被許可人獲得商標使用權時存在違法或瑕疵的情況，例如，在后被許可合同也未備案或存在其他不符合法律的強制性要求的情況，則當然應推定在后被許可人不符合“善意”要求。另外，考慮善意與否時還應個案分析，但商標權人與在后被許可人的關系，在后被許可合同的許可是否有償，以及與在先許可費用相比的高低等也是應予考慮的因素。

(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在商標許可合同效力中的適用

根據前述分析，加之，商標權雖然可以視作為一種權利物權，但畢竟由于商標權客體的無形性特點，從而使“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這一物權概念在商標許可合同的效力認定中體現出其特有的適用特點，現分述之：

1.如果在后經備案的許可使用合同采用的是排他或獨占的方式，則不論在先合同是何種方式，由于二者客觀上無法共存，所以盡管在先合同仍有效，但由于對第三人而言，不產生物權轉移(許可)的效力，所以，在先合同事實上不能履行，在先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只能根據合同約定行使債權權利，追究許可人的合同違約責任。

2.如果在后許可合同采用了普通許可方式，則：

(1)如果在先合同采用的也是普通許可方式，則，由于二者可以共存，實際上對“善意”第三人并不發生對抗作用，所以二者完全可以同時履行;

(2)如果在先合同采用的是排他或獨占方式，則二者無法共存，在后合同效力優先，在此基礎上在先合同的效力，根據在先合同被許可人的選擇，有二種處理方式，第一是在先合同的被許可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違約的許可人承擔合同違約賠償責任;另一種是在先合同的被許可人希望繼續履行原合同，但原合同性質由于在后合同的存在，事實上不得不變更為普通許可合同，對此，在先合同的被許可人仍可以要求許可人承擔合同違約賠償責任。

另外，現實中也不排除在先和在后許可合同均未備案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呢?

筆者以為，如兩合同均未備案，則兩個合同均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但該兩合同的被許可人均不能被視為“善意第三人”。就此兩合同而言，如二者性質均為普通許可，則兩合同共存，繼續履行。但如二者可能存在沖突，則應保護在先合同的履行，但必須澄清的是，之所以保護在先訂立之合同，其理由并非是該合同訂立在先，而是因為許可人在訂立了在先合同后，其事實上已無權訂立在后之與在先合同相沖突的許可合同，也即許可人存在“無權處分”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