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上應當考慮直接故意的程度區別，但是司法上應當依據什么因素來進行這種考量呢?換句話說，決定直接故意的程度的因素有哪些呢?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雖然對這些因素中的某些部分有過提及，[3]但它既未對這些因素進行系統整理，也未就這些因素對直接故意程度產生影響的邏輯過程進行探討。所以，對這些因素的系統整理，并對它們發生作用的機理進行研究，無疑會為司法實踐正確認定直接故意的程度，提供明確的判斷依據和清晰的思考進路。

一般來說，在直接故意犯罪中，行為人的直接故意程度越大，行為的危害后果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危害后果，即法益所遭受的現實侵害或危險的大小，無疑是衡量直接故意程度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標尺。但是，行為、行為人和犯罪實態是如此的復雜多樣，以至于僅僅依據危害后果去認定直接故意的程度，就會使得刑事司法顯得不夠細致、不夠精確;并且，“有時會出現這樣情況，最好的意圖卻對社會造成了最壞的惡果，或者，最壞的意圖卻給社會帶來最大的好處.在這種客觀危害與主觀意圖相悖或者相偏離的情況下，如何認定行為人的直接故意的程度就成了問題。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客觀危害作為認定直接故意程度的最重要因素的地位不能動搖，這是限制國家刑罰權、保障人權的基本要求;除了客觀危害以外，還有以下因素應作為司法上判斷行為人直接故意程度的依據。

(一)行為人的事實年齡

提及年齡與刑法的關系或年齡在刑法中的意義，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在這個劃分中，14、16和18周歲具有重要的作用，處在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即便是實施了相同的危害社會的行為，他們在是否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評價和受到刑法何種程度的否定評價上，有著顯著的區別。這是在立法上年齡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而我們所要探討的是在司法審判中，行為人的事實年齡是怎樣影響他的直接故意的程度，進而怎樣影響他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的問題。

刑法將18周歲確定為法定的成年標準，立法者之所以作出這種規定，原因就在于立法者認為大部分人在18周歲以后，就具有了正確認識自己行為意義的能力，18周歲是大部分人事實上成熟的公共年齡;但立法的一般規定不可能涵蓋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所有狀況。在司法實踐中，年滿18周歲的不同行為人對事物的認識能力、分析能力存在著參差不齊的差別。例如，由于生活閱歷和生活經驗的缺乏，19周歲的成年人可能不會十分清晰地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后果，可能對自己行為會產生的正反兩面的效果不能作通盤的考慮，也很難能在緊急情勢之中保持冷靜的頭腦，但25周歲的人則會大不相同。

由于事實年齡的差別而導致的直接故意程度相異的情形，并非在處于任何年齡段的行為人之間都體現的那么明顯。行為人的年齡越大，他的年齡對直接故意程度的影響就應該越小;反之，就應該越大。所以，法官在處理主體是剛滿18周歲的刑事案件的時候，應該特別小心的、設身處地的去判斷直接故意的有無及其程度：當行為人確實由于認識能力的有限而不能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不能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就應當對他作無罪化處理;當行為人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認識但卻又不像大齡犯罪主體所認識的那么清晰、雖然認識的不清晰但卻還沒有達到完全沒有認識的程度時，就應當把他的直接故意的程度視作處于較低水平并進而對他適當的從寬處罰;而不能只固守法定的成年標準、并據此對剛滿18周歲的行為人處以與大齡犯罪主體等量的刑罰。因為在這類案件中，行為人對危害后果的認識能力，對自己行為的控制能力，以及他實施適法行為的可能性等諸多與直接故意程度有重大影響的問題，都與行為人的事實年齡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司法上要尋求最適合于行為人的個別正義，就必須將此類案件中行為人的事實年齡作為一個判斷要素。

(二)被害人的同意

被害人的同意，是指權利主體對他人以一定方式侵害自己所享有權利的有效允許。依據尊重公民自決權的原則，對公民具有完全處置權的權利，被害人的同意是阻卻行為犯罪性的正當化事由。例如，基于被害人同意而實施的損毀被害人財產的侵害行為，只要這種行為不具有侵害其他利益和權利的實害或危險，該行為就是正當的。

權利主體并不是對自己享有的所有權利都有完全的處置權。因為，個人享有的某些權利(例如，生命權、重要健康權等)不僅是個人的，而且也是社會的;對這些個人權利的保護，是社會存續與發展、社會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的保障;對這些權利的侵害也就是對社會的侵害，對這些權利的侵害行為自然也就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被害人對侵害這些權利的行為的同意，不能阻卻侵害行為的犯罪性，這種情況下的同意不能成為侵害行為的正當化事由。例如，基于被害人同意的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仍然分別構成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行為雖仍構成犯罪，卻要對行為人從寬處罰;這種做法不僅得到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普遍認可，而且得到某些國家刑事立法的確認.對于這種情況從寬處罰的依據，學者們未曾探討。我們認為，如果單從客觀危害后果上來看，基于被害人同意而實施的犯罪行為與其他普通的犯罪行為并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只能在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上去尋找從寬處罰的依據。在行為人基于被害人同意的而實施的直接故意犯罪中，行為人雖然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也追求危害后果的發生，但他也認識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因而，較其他普通犯罪而言，此類案件中行為人的對危害后果追求的迫切程度較低。即，被害人對侵害行為和危害后果的同意，降低了行為人直接故意的程度。

(三)由于被害人過錯而引起的行為人的情緒狀況

根據心理學的分析，人的心理結構有三個要素，即知(認識)、情(情感)和意(意志.人的心理結構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三個要素之間也存在著制約關系：認識因素決定意志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和基礎;情感因素或者說情緒因素對認識因素產生負面影響，情緒越大、越激烈，認識因素就越小、越弱。依據“法不管情”的公理，我國刑法規定的直接故意的心理結構只包括知和意兩個方面，而不包括情緒要素。也就是說，情緒在立法中沒有地位，它在立法中沒有絲毫的規范意義。但是，在具體的行為人那里，情緒確實是存在著的，情緒也確實影響著行為人的認識能力;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就在于人有情緒、有思想，雖然對于同一事件，不同血質、不同性格的人會產生大小不同的情緒，但情緒的存在卻是普遍的。因而，對于由于被害人的過錯而導致行為人產生犯罪的情緒、并且這種情緒影響了行為人的認識能力和理智思考的時候，應當將這種情緒視作對直接故意程度產生反向影響的一個因素。并且，被害人的過錯越是嚴重，行為人產生的情緒越是強烈，他的直接故意的程度就越低，他所應當承受的刑事責任也就越小;反之亦然。對于由于行為人自身原因或者第三人的原因而產生的情緒，雖然也會影響到行為人的認識能力，但不應對這種情緒也賦予規范意義、并進而將它視為降低直接故意程度的因素。因為，行為人有責任將非因被害人過錯而產生的情緒加以控制，也要對由于發泄這類情緒所產生的任何后果負責，被害人不應無辜的成為行為人發泄情緒的工具。

(四)預謀時間的長短

刑法總是對人們充滿了期待：在人們實施犯罪行為前，它希望人們能夠懾于它嚴厲的懲罰而不敢“以身試法”;在人們著手犯罪后，它又企盼人們能夠中止犯罪行為或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立法者規定各種懲罰方式和制裁措施，司法者對已犯罪之人裁量和執行刑罰，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夠使人們放棄與法秩序相對立的犯罪決意，喚醒人們的規范意識，從而使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得以保全。行為人對犯罪行為的預謀時間越長——即持有犯罪決意的時間越長，他就越有充足的時間滿足刑法之期待而放棄犯罪決意、并進而放棄著手實施犯罪。因而，行為人在越長的時間內沒有放棄犯罪決意，則表明了他的犯罪決意越強、他背離刑法期待的程度越強，他的直接故意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正如意大利刑法學家**奧·帕多瓦尼所言：“如果從刑事政策的角度，可以將故意行為應負責任的根據歸納為行為人企圖破壞法律秩序的話，那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故意的強度取決于犯罪決意的持續時間，因為這能表明行為人背離法律規定的程度.所以，在司法裁判中，應當將預謀時間的長短視作影響直接故意程度的一個因素，即預謀時間越長，則直接故意的程度越高;反之，則直接故意的程度越低。

(五)對因果關系認識的確定性程度

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條件;行為人對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認識或有認識的可能性，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觀條件。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據此規定，學界普遍認為，對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認識，即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后果，是直接故意成立的前提條件。認識到結果會發生包括認識到危害結果必然發生和可能發生兩種情況，在行為人認識到危害結果必然發生的情況下，他仍決意實施犯罪行為，這就說明了行為人迫切追求危害后果的發生，他的直接故意程度也就較高;在行為人只是認識到危害結果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他的犯罪行為雖然也成立直接故意犯罪，但是他對危害后果追求的迫切程度，要比前種情況降低，他的直接故意的程度也就較低。亦即，行為人對因果關系認識的確定性程度越高，則他的直接故意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的認識是直接故意認識內容的本體和核心要件，行為人對犯罪時間、地點、方法和對象等客觀要素的認識屬于直接故意認識內容的邊緣要件，邊緣要件的確定性決定了本體要件的確定性、并對本體要件的確定性起著證明作用。具體而言，行為人對犯罪時間、地點、方法和對象的選擇，體現了他對犯罪行為籌劃的完備程度，同時也體現了他對犯罪行為和犯罪過程的掌控程度。行為人對犯罪時間、地點、方法和對象的認識越明確，他對犯罪行為和犯罪過程的掌控程度就越高，他對行為與后果之間因果關系的認識的確定性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則認識的確定性程度就越低。

事實上，犯罪行為和行為人的復雜多樣性、犯罪心態的微妙多變性決定了，影響直接故意程度的因素還有很多;例如，行為人的性格特征、受教育水平、生活環境，等等。但是，這些因素與具體犯罪行為的關系過于疏遠，致使它們對直接故意程度的影響方向和影響力度并不明確;如果在司法判斷中將它們全部加以考慮——如果可能的話，則會使判決沾上“不是針對犯罪行為而是針對行為人”的色彩。所以，我們認為，司法中認定影響直接故意程度的因素時，應當有所限制、不應盲目擴大;但這并不是說，我們所列的這五種因素就是最終的、最全面的，對具體案件中行為人直接故意程度的考察，還需結合案件情況作更細致、更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