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知道，單位犯罪是指以一個單位為組織，比如企業、團體等等，這類犯罪團伙一般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目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販賣毒品，盜竊國家機密，制造不實言論，引起社會恐慌，甚至嚴重威脅到了國家及人民的安全，單位犯罪的構成與訴訟有哪些?我們來看一下。

一、動機

犯罪動機不同。單位犯罪中，各犯罪人實施犯罪活動的動機是為了實現單位利益。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實施犯罪活動的動機是為了實現個人目的。這是區分單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的另一個重要標準。當某些犯罪分子利用單位的名義實施犯罪時，究竟是按照單位犯罪處理，還是按照共同犯罪處理，就必須考查是為了個人利益還是為了單位利益。

二、成員

單位成員并非都有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單位犯罪的情況下，單位成員并非都有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共同犯罪尤其犯罪集團的參加人都有犯罪意圖和相應的犯罪行為。

三、組織

單位組織與共同犯罪中組織不同。在單位犯罪的情況下，單位都是合法組織(根據司法解釋，為了犯罪組建法人，然后以單位名義進行犯罪，其犯罪行為不是單位犯罪。如賴昌星走私案)。共同犯罪中組織即犯罪集團是為了犯罪而建立起來的非法組織。在某些情況下，建立非法組織的行為本身就構成犯罪的既遂，例如刑法第294條規定的組織、領導和積極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罪。多數情況下，建立犯罪集團是犯罪的預備行為。

四、模式

法律規定的模式不同。對于單位犯罪，刑法采取的是總則統一規定與分則具體規定相結合的模式。如果刑法分則沒有對某種具體犯罪設立單位犯罪條款，即使行為符合單位犯罪的條件，也不能按單位犯罪處理。例如，某行政單位經集體討論決定，挪用本單位100萬元資金從事股票投機，希望給本單位謀取一些預算外資金，結果造成重大損失。這種行為完全符合單位犯罪的特征，但由于刑法沒有對挪用公款罪規定單位犯罪，因而對該行為不得以單位犯罪論處。對此情況，如果該行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構成要件，可以按挪用公款罪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對于共同犯罪，刑法采取在總則統一規定的模式，犯罪活動只要符合刑法總則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就應當按共同犯罪處理，除非法律有特殊規定。

五、訴訟程序

單位犯罪的訴訟程序，就是指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的刑事責任的特殊訴訟程序。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由此可見，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采取“雙罰制”，即在追究單位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要追究其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由于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特點有許多地方相異，這就決定了在追究單位犯罪的案件中，對單位訴訟參與人要采取特殊的訴訟方式。

單位犯罪能否成為犯罪主體的爭論隨著有關法律的明確規定而形成統一觀點，單位能夠成為犯罪主體，同樣也能夠參與刑事訴訟，單位犯罪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因此確定單位犯罪案件中的訴訟主體，有利于實現對單位犯罪的懲罰。

由于單位犯罪一般實行雙罰制，即對單位處以財產刑的同時，對有關責任人員也要處以人身刑，因此在實踐中通常做法是將單位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分為法人被告人和自然人被告人。一個法人被告人可能同時有數個自然人被告人，如有法定代表人、有關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是單位犯罪案件中的共同被告人。單位作為刑事被告人參加訴訟，由它的法定代表人參加刑事訴訟，法定代表人的職責，既包括代表單位行使實體權利也包括代表單位行使訴訟權利，法定代表人以單位的名義進行活動，視為單位的行為。法定代表人有權代表單位行使辯護權，申請回避，申請審判長對證人、鑒定人發問或經審判長許可直接發問和最后陳述以及上訴、申訴等。同時也應履行單位被告人的訴訟義務。他代表法人進行訴訟活動的結果，由法人承擔。

但是當法定代表人在單位犯罪案件中同時也是直接責任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時，則具有雙重身份，有違辯護的規則，所以筆者對單位犯罪案件被告人主體主張只列法人單位為被告人，而將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從屬于單位被告人的身份參加單位犯罪的訴訟活動，以平衡單位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6]

由此可見，單位犯罪與個體犯罪不管是在性質、構成還是訴訟中，都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身為我國的合法公民，我們在遇到這種情況時，應該及時報警，而不是自己暗中調查，這會對自身產生危險，也容易打草驚蛇，不利于警方辦案。

單位犯罪的主體包括哪些？

最新單位犯罪司法解釋

如何斷定是單位犯罪，單位犯罪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