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觀點認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應以行為人是否實施了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中的任一行為為標準,即不以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已經出賣為標準。
第二種觀點認為,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款只是提供了定性的依據,判斷既遂與未遂,應以刑法總則的有關規定來確定。當出賣的目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斷,應屬未遂。
第三種觀點認為,對于有明確組織分工的共同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由三個階段組成:手段行為,即拐騙、綁架、收賣;中間行為,即中轉、接送;結果行為,即販賣。只要行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圍內的拐騙、收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不論被害人是否被出賣,其行為都應為犯罪既遂。但是行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主動放棄未竟的犯罪行為,從而未能完成其“分工范圍”的犯罪活動,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認定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
筆者認為,上述第一種觀點是正確的。確定犯罪是否既遂,應以某一犯罪行為是否具備刑法分則規定的該罪全部構成要件為標準,而不應一概把實現行為人的預期目的作為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將犯罪目的實現與否作為既遂和未遂的標準,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犯罪目的的有無,只是鑒別故意形式即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的標準。刑法分則對不同的犯罪,分別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同是具有確定目的的直接故意犯罪,有的還規定了結果,如盜竊罪等;有的僅規定了行為,如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等。前者的罪狀表述是行為加結果,即當行為與結果都符合之,就構成犯罪既遂。
后者只要求行為與罪狀表述相一致即為既遂,而不問牟利的結果是否發生。刑法分則有關罪狀表述含有“以牟利為目的”或“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等內容的,即便從條款的邏輯結構上分析,也只是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直接故意,至于行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或結果有否發生,還應有明確的規定。如無明確規定,則為行為犯,反之,則為結果犯。同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罪狀表述,并無“結果”上的規定。因此,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該罪六種行為的任何一種,就具備了該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而為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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