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觀點認為，詐騙罪是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將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參見高*暄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頁。這種觀點的特點是強調了行為人將騙取財物占為己有。

第二種觀點認為，詐騙罪是指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參見王*富主編：《刑法各論》(修訂本)，中國**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這種觀點強調詐騙罪客觀方面的行為特征，但沒有說明構成詐騙犯罪的主觀意圖是騙取財物并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

第三種觀點認為，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參見趙*志主編：《新刑法全書》，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44頁;周*華：《修訂刑法條文實用解說》，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頁;劉*琛主編：《新刑法條文釋義》(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3頁;高*暄主編：《新編中國刑法學》(下冊)，中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頁。這種觀點的特點是，既強調了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又反映了行為人的客觀行為特征，因而為多數人所接受。

第四種觀點認為，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財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信以為真，從而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參見歐*濤、王*昌：《詐騙罪的剖析與對策》，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頁。這種觀點的特點是把詐騙罪的行為人和受害人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表述，除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還突出強調了被害人是信以為真，“自愿”交出財物。

第五種觀點認為，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所有權為目的，采取欺騙手段，使人陷于錯誤，或利用他人的錯誤，無償取得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之行為。參見張*莉碩士論文：“論詐騙罪的基本特征及構成界限”，載趙*志等編：《全國刑法碩士論文薈萃》，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頁。這種觀點的特點，是強調非法占有系以占有他人財物所有權為目的，同時也強調了行為人利用他人的錯誤而騙取財物的客觀行為特征。

上述五種觀點對詐騙罪概念的表述各有特點，其中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其共同點在于，都強調了行為人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或手段進行欺騙。而不同點，則是有的觀點將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表述為占為己有，有的認為是非法占有;對詐騙罪概念的表述，前三種觀點側重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方式，而后兩種觀點則在強調客觀行為特征的同時，也強調受害人方面的狀態特點，并將其納入概念中加以表述。

從哲學上看，概念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也是揭示事物特有屬性的思維方式。而從邏輯的角度講，概念又有其內涵和外延。參見趙*志主編：《侵犯財產罪研究》，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頁。內涵是概念所反映的某一事物的特有屬性，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屬性的那些事物。同樣，詐騙罪的概念，必須是既要表述符合邏輯原理，又要能在內涵上準確揭示詐騙罪這一社會現象的本質屬性特征，在外延上明確揭示詐騙罪的范圍。從司法實踐中所發生的詐騙案件的具體情況來看，詐騙罪的內涵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所追求和希望發生的，而其希望和追求的結果又是通過實施詐騙行為來實現的。二是行為人必須是以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欺騙手段，使他人陷入了錯誤，從而“自愿”地將財物交給行為人。三是行為人騙取的必須是數額較大以上的財物。至于詐騙罪的外延即詐騙罪的范圍，應當是包括一切公私財物。它既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財產權利的轉化;既可以是有形物，也可以是無形物;既可以是動產，也可以是不動產;既可以是被害人自己交付的財物，也可以是受被害人委托由第三人交付的財物等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詐騙罪的概念應當界定為：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錯誤，騙取數額較大以上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臺灣地區刑法學界對于詐欺罪的概念，不存在什么爭議。一般認為，詐欺罪指行為人出于不法之獲利意圖，以詐欺為手段，而騙得他人之物或財產利益，并造成他人財產損失之財產罪。參見林*田：《刑法各罪論》，臺灣地區1995年作者自版，第761頁。

之所以大陸刑法理論界對于詐騙罪的概念聚訟紛紜，而臺灣地區刑法學界對詐欺罪的概念沒有什么大的爭議，原因就在于大陸刑法典對詐欺罪的規定采取的是簡明罪狀的方式，而臺灣地區“刑法典”對于罪狀，尤其是詐欺罪這樣常見多發的犯罪的罪狀，規定更是詳實具體。就實質而言，罪狀描述方式并非一個單純的立法技術問題。立法指導司法，從這一意義上說，罪狀描述方式如何，事關整個司法實務具體運作的效率及其水平。因而，臺灣地區刑法分則這種詳備的立法，無疑為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研究提供了便利，既減少了司法實務中的分歧，有利于執法的統一，同時又為罪刑法定原則以及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切實貫徹實施，乃至于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重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