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31日下午6時許，北京某派出所民警于先生駕駛富-康車由東向西行至北京南三環某路段處，尾隨前方別*車發生了追尾事故。兩司機及其乘車人下車協商(在兩車之間)。此時，某公司駐京辦事處人員安小姐駕車同方向從后駛來，與兩事故車再次發生追尾事故，造成三車損壞，兩司機及乘車人共6人受傷。

安小姐稱，因雪后路滑，我前方的富-康車又沒有采取任何警示，等我反映過來再采取措施時，車已經停不住了，斜撞到前車上，造成了富-康車與別-克第二次相撞。對此，富-康車主于先生表示，我和別*車相撞后，我未將車輛的車燈熄滅，雙方當事人均可證明。

經交管部門認定，安小姐負此次事故主要責任;于先生的乘車人負自身損失的次要責任;另兩司機及乘車人不負事故責任。各方對責任認定均未提出異議。

原告：我多付了賠償

2003年8月1日三方經交通隊調解，安小姐同意支付于先生1.45萬元修車費。并于第二天錢付給于，于寫了收條，并加注了身份證號碼。然而，對1.45萬元的賠償費，安小姐不久后提出對方應返還其中5667.5元的“不當得利”。理由是，付了不該付的錢。

安小姐稱，在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調解書中，我應承擔富-康車前部與別*車尾部損失50%、及富-康車尾和我本人車前的全部損失(前部為8000元，后部為6500元)，所以我同意的賠償1.45萬元的修車費。我是在8月1日在富-康車主無責任的前提下做出的賠償，但我在無意間發現一張寫著被告負全責的交通證明，所以賠償明顯超出了保險公司賠償的合法費用。我便向交警提出追回被多拿走部分。

安小姐稱，經調解，對方拒絕退還。2003年9月16日，我與兩位乘車人及別*車的訴訟調解后，我付的3335元修車費的50%及富-康車前部8000元損失的50%共5667.5元。這部分不應再由我承擔，所以請求法院裁決被告返還我已經付給被告的這部分“不當得利”。

被告：我沒有賠償責任

于先生稱，第一次調解認定我負責我車頭的50%及前車尾部的50%。但根據事故責任認定應該是我無責任，為什么要由我負責前車尾部50%的責任呢?我和前車相撞以后沒有任何問題，損失的造成是由于原告與我車輛發生二次相撞，所以我們沒有同意第一次調解，我要求原告賠償我的全部損失。

于先生還表示，這次事故給我造成的損失太大了，1萬多元的賠償遠遠小于我的實際損失。而且在修理廠定損的時候，由于原告與修理廠非常熟悉，其車輛很快定損完畢，而我的車輛卻遲遲沒有定損。在定損后，修理廠又遲遲沒給修車。致使我春節期間無車可用，造成我的諸多不便。所以最后我和原告進行協商，其他損失我都不要了，只要原告按定損的1.45萬元賠償我就行了，所以原告才同意支付給我。

法院：駁回原告訴求

日前北京豐臺法院對此“得利不當”糾紛案進行了判決。根據交管部門調解記錄：“各方意見及調解結果：于某提出：‘我要求安某承擔我的修理費’;安某表示：‘我承擔于某修理費14500元’;于某最后表示：‘我同意，別的損失就不要了’”，以及次日安某某將1.45萬元交與于某，于某并為其出具收條的事實，法院認為,此事實應視為雙方就上述交通事故達成調解協議并已履行完畢。故安某認為于某收取的修車費中有5667.5元為不當得利，要求返還，無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大鎖點評：原告、被告雙方經交通隊調解，已完成協議賠償。但事后原告認為賠多了，被告屬“得利不當”，便想將多賠的部分討要回來。被告表示，這些賠償遠遠小于實際損失，決不退還。多賠的錢能要回來嗎?法院一句：無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就結束了此案。所以事故賠付認定之前就要算清楚賬目，否則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