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刑法第385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由此可知，受賄罪有兩種基本行為行式：一是索取賄賂，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二是收受賄賂，即利用財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除此之外，刑法有規定了兩種“以受賄論處”的變相受賄行為：其一是刑法第385條第2款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和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行為；其二是刑法第388條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斡旋受賄行為。刑法處針對自然人受賄作出上述規定外，還規定了單位受賄罪。無疑，與1979年刑法相比較，現行刑法關于受賄罪的規定趨于嚴密和細化，為我們正確認定受賄罪提供了較為完善的法律依據。但是，法律規范的詳備化，加上受賄犯罪的多發性，使得該種犯罪的司法認定仍然有著較大的解釋空間。比如，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有何區別？如何界定“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內涵？如何正確認定共同受賄犯罪？等等，都需要深入研討。（一）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受賄罪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之一。通常認為，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向公共事務的權利所形成的便利條件，但是，不論在刑法理論界還是司法事務中，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歷來有限制和擴張兩種解釋。主張限制解釋的人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顯示職務上的主管、經管、負責某項工作的便利條件。主張擴張解釋的人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不僅利用本人現任職務之便利，也包括利用過去或未來之職務上的便利；不僅指直接利用本人職務之”便利，也包括通過本人職務上的便利而利用他人職務上的便利。”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否僅限于利用本人職務上的便利，利用他人職務的便利是否視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否僅限于利用本人職務上的便利的爭議，主要緣起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89年11月6日頒布《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有關問題的解答》第3條第（2）項規定：“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或者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職權’是指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利。‘與職務無關’是指雖然不是直接利用職權，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國家工作人員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本人從中間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應以受賄論處。”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會談紀要上提出的問題是：新刑法實施后，上述關于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解釋，是否仍然應當參照執行？或者說，該解釋是否符合新型規定的本意？絕大多數人認為，在刑法修正后，刑法第385條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專利用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利，即自己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向公共事務的職權所形成的便利條件。理由是：第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按照嚴格解釋刑法用語的要求，只能解釋為行為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利便利，才具有合理性。將利用他人的職務上的便利行為解釋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際上是以一種類推解釋，顯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正常理解范圍。第二，刑法修訂之前的司法解釋將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解釋為包括“利用職權”和“利用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在內，即把“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納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內涵之中，是把我國刑法未有斡旋受賄之規定而司法實踐有迫切需要懲治這種受賄犯罪的情況下選擇的權宜之計。修訂后的刑法既然在第388條專門規定了“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構成的斡旋受賄行為，則不應再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解釋為包括“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內了，否則勢必與刑法第388條的規定在邏輯上產生矛盾。第三，刑法修訂以后的有關司法解釋將刑法第385條第1款規定的“職務”解釋為“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是值得肯定的。如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9年9月16日公布施行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范圍內的權利，即自己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及所形成的便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