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洛杉磯大學金融法系副教授，長灘加州大學不動產法系教授。原載《美國刑法雜志》，1992年1-2月號。本文的翻譯獲得出版者回函許可。譯文首次發表于《外國法譯評》，1993年第四期。早期對“犯罪”活動的認識，認為犯罪是對明顯的被害人實施直接的暴力或者傷害。然而，商業不法行為屬于“無被害人的犯罪”，因此，傳統上對犯罪的認識在此就不確切了。第一次將商業不法行為納入犯罪是在1939年，埃*溫。H.薩*蘭在就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演說時使用了“白領犯罪”這一術語。他對白領犯罪的定義是：“由一個受人尊敬和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在其職務范圍內所實施的犯罪”。在他的著作中，薩*蘭幾乎是在專門論述有關商業犯罪，尤其是那些有關違反聯邦經濟條例的犯罪行為問題。薩*蘭被視為美國犯罪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作重要的貢獻就是將特權犯罪——商業和政府的犯罪納入到了傳統上所注意的窮人和被剝奪公民權的人的專利的犯罪領域，目的是將傳統的犯罪學從“認識的偏頗”中解救出來。這可以從他關于“貧困和犯罪之間存在著錯誤的聯系”的觀點中反映出來。檢察官們雖然接受了將這一犯罪領域擴大了的觀點，但是仍然不愿運用刑事審判制度來處理商業不法行為者。相反，早期控制白領犯罪主要努力通過民事制度，給予相當于損失的三倍的損害賠償金來解決。比如，對于違反反壟斷和其他種類的不法行為造成一定損害的賠償。后來，隨著職務犯罪概念的擴展，引進了新的術語，比如“高貴者的越軌行為”就是用來指“有錢有勢的個人和組織”的違法行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由于白領犯罪日益盛行和復雜。以前認為只是“奸商行為”或者“卑鄙行為”，至多會受到民事追訴，現在變成受到刑事追訴，而且刑法日益嚴厲，檢察官已經適用了沒收財產刑、罰金刑和監禁刑。然而，這種試圖將白領犯罪定義之能夠所包括的行為嫁接到傳統的犯罪與刑罰概念之上的做法可能是盲目的，必須認識到“白領犯罪”這一用語是有缺陷的，對這類犯罪的行為人只適用傳統的刑罰是不夠的。總之，刑事司法制度的管理者必須將他們的態度重新集中在商業不法行為上。有許多因素說明為什么傳統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試圖防止白領犯罪上沒有成功。自然法在傳統刑法中占有優勢部分，顯然，像殺人、搶劫那樣的犯罪是被禁止的，但許多商業犯罪卻缺乏這種直觀的違法性。犯罪行為是指那些被社會判定為對社會秩序的威脅達到無法忍受程度的行為，商業犯罪如違反反托拉斯法或者非法的內部人串通買賣行為造成的威脅，就不太明顯了。立法者必須從傳統的刑法中擺脫出來，將首要的重點放在運用新方法去解決這類問題上，獎勵在商業環境中雇員的道德行為，懲罰明知或者應該知道其雇員正在從事非法行為而不采取措施的雇主。白領犯罪的法律淵源歷史上，規定白領犯罪的法律由各種不同的淵源，但是所有這些均可追溯到工業資本主義增長而導致的沖突和混亂。反托拉斯法就是對達公司的增長給小農場和商人造成了經濟壓力而做出的反應，消費者保護法可以被看作是對美國小城鎮商業的一種非正式控制的代替物，在日益集中的經濟權力下，維持和促進民主機制的努力，導致了用法律來規范政治運動，對工業技術危險的副作用的認識導致了關于工人保護和環境保護的立法。然而，這些沖突和混亂不會自動地產生新的立法，而是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沖突導致了立法的變化，所以大多數白領犯罪的立法是由于普遍的大規模運動（偶爾也有上層人士的支持）和已經建立的商業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而產生的。反壟斷運動、消費者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都采用相似的模式。在所有這三種情況下，改革者首先面臨著一個統一的商業對立面的阻撓。當他們能夠成功地利用公眾熟知的災難和丑聞，廣泛的支持以及有效組織和領導這些因素時，他們就得以通過新的立法。然而，即使這類改革立法被通過，反對者仍在改變它的最后形式上十佳很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