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詐騙罪并非是一個具體的罪名，這屬于一類型，即《刑法》中將某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詐騙犯罪，一起歸類到了金融詐騙罪的下面。但在實際的構成、立案、量刑上面，每個具體的罪名的規定是不一樣的。那究竟規定的金融詐騙罪的種類都有哪些呢?請一起在下文中進行了解。

金融詐騙罪的種類有：

合同詐騙罪、票據詐騙罪、貸款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集資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保險詐騙罪、招搖撞騙罪。

我國《刑法》分則在犯罪分類上堅持以犯罪客體為主，以行為和對象為輔的分類方法。在《刑法》分則各章的劃分上以及同一章中各節同類犯罪的區分上都是以客體為主要的劃分標準，而在同類犯罪中的具體個罪劃分上則以行為和對象為劃分標準。這種以客體為標準體現在市場經濟中就是對經濟領域的劃分。這一點從我國《刑法》第3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每一節的設置上，可以明顯地看出。涉及到金融領域，第3章則有兩節的規定，即第4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5節金融詐騙罪，對于這兩節的罪名設置，有觀點認為第4 節是明顯按照客體標準來進行的分類，第5節則是按行為方式所進行的分類。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不妥當的。因為雖然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詐騙罪都是發生于金融領域的犯罪，從廣義來看都是對金融秩序的侵害，但是這兩類犯罪之所以劃分為兩節，原因仍在于它們所侵害的客體是有區別的。金融秩序是一個相當大的范疇，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所侵害的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這種秩序體現了國家對金融行業的直接管理，其行為直接違反了有關金融行業的管理規定，而金融詐騙罪所侵害的客體，主流的觀點認為主要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次要客體為公私財產所有權。

筆者認為，對于金融詐騙的行為而言，所涉及的并非對國家金融行業直接管理的侵害。因為金融詐騙行為的直接受害人是被欺騙的金融機構，犯罪行為直接挑戰的是金融機構本身，金融機關在業務運作中往往有一套監管體系，所以如果說這類行為侵害到國家及其有關主管部門制定的相關金融管理制度，這樣的侵害也只不過是在逃脫金融監管同時的一種間接性侵害，這點和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直接針對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犯罪行為是有區別的。因此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類犯罪所涉及的主要客體實際上是金融秩序中的金融交易秩序。而在金融詐騙這一類罪中，所有的犯罪類型在行為方式上都具有欺詐性，因此對于具體個罪的劃分，我國《刑法》實際上是以行為對象為主要的劃分標準。

正是基于這種犯罪分類方法，使得即使是同樣的犯罪對象，由于與不同的行為方式或不同的行為階段相結合，就體現出了不同的客體價值，因而在犯罪的類型上就有了不同的歸屬。以金融票證為例，我國《刑法》中所涉及到的金融票證包括：票據(匯票、本票、支票) 、金融憑證(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它銀行結算憑證) 、信用證(及其附隨的單據和文件)和信用卡。

《刑法》將以金融票證為行為對象的犯罪類型分別置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中的不同小節。在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罪這一節中第177條規定了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該罪具有行為模式統一而行為對象多樣化的特點，可見在立法技術上，對于此罪的設立以行為模式為基準。而在金融詐騙罪中則將金融票證進行了細化，分別規定了第194條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第195條信用證詐騙罪和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盡管這幾個罪名在行為方式上有類似性，都是“明知是偽造、變造、作廢的…… 而使用的”、“冒用…… ”，但由于行為對象的不同而成立不同的罪名。可見這幾個犯罪的設立以行為對象為準，如此立法的原因大概在于，以金融票證為行為對象的欺騙性行為，既存在相同的行為方式，也有各自不同的行為表現，且行為表現形式的多樣化以及行為表現形式的不確定性，使得以行為模式為準的類型化相對而言不如以行為對象為準的類型化更具備穩定性與可操作性。

大概涉及到了招搖撞騙罪、合同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等10種，上文中為大家就金融詐騙罪的相關特征作出了分析。而現實中，認定構成不同的罪名，此時需要結合法律對此罪的相關規定進行認定，要是在這方面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建議直接來電咨詢一下我們律霸的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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