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又被稱為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或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調解，是指在犯罪行為發生后，通過調解人的幫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接觸和交談，正視犯罪給被害人帶來的傷害，雙方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后，司法機關根據具體案情作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責任處置的訴訟活動。其目的是彌補被害人帶來的傷害，恢復被加害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并使加害人改過自新，重返社會，與“恢復性司法”的目的相類似。筆者從下面的案例入手，從刑事和解制度與傳統刑事司法的對比、我國刑法的目的分析了交通肇事罪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當性，進而提出了交通肇事罪中刑事和解的適用應有明確的范圍。

案例：

2008年2月23日上午，侯某駕駛一輛中型貨車，行至事故多發路段時，由于操作不當，致使車輛退滑，倒入公路右邊水田中，造成乘車人李某死亡。侯某和李某系郎舅關系，也是生意合伙人。在本案移送至洪雅縣檢察院審查起訴時，承辦人經過嚴格審查后，提出侯某的行為構成犯罪，但鑒于主觀惡性不深，又是初犯和偶犯，且悔罪態度好，案發后積極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被害人家屬均請求免除侯某刑事責任，被害人親屬所在地的基層組織也提出不予追究侯某刑事責任的書面請求。經檢委會討論，認為該案可適用刑事和解。隨后，在檢察院的主持下，雙方簽訂了和解協議書，侯某向被害人家屬道歉，本案也以公安機關撤銷案件結束。這起意外交通事故的處理既維護了法律權威，又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愿，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一、刑事和解制度彌補了傳統刑事司法處理交通肇事罪的不足

在我國傳統刑事司法制度中，對犯罪行為進行公訴、審判、懲罰全部是由國家代表全民意志來進行的。被害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寬恕”來使犯罪行為免受處罰，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害人的地位被弱化為“參與者”和“輔助者”的角色，更多的是檢法部門通過被害人的參與來調查犯罪行為，進而代表全民意志對犯罪進行懲罰，在傳統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往往處于被動和“忽略”的地位。對于數量龐大的交通肇事犯罪，被害人只能寄托于國家公權力機關的最終裁決。因此，傳統的刑事司法理念下是不可能出現上述案例中對肇事者的處理方法的。但在這種被害人的地位被“弱化”的情形下，公權力對于肇事者的刑事懲罰不一定能夠彌補被害人的創傷。司法實踐中，對于無賠償能力的肇事者來講一般都只能對其進行刑事處罰，但對于被害人來講，可能連精神上的撫慰都沒有。被害人家屬以后的經濟生活也許會面臨巨大的壓力，即使那些有賠償能力的肇事者在被判處刑罰后也會不積極賠償。這種背景下，對交通肇事者的處罰往往沒有達到應有的目的，或者說忽略了被害人的感受。此時，傳統刑事司法制度在對交通肇事罪的處理上往往處于尷尬境地，刑事和解的出現，恰恰為化解這一尷尬提供了契機，彌補了傳統刑事司法不足，上述案例的處理就是刑事和解制度在交通肇事中的具體運用。

二、交通肇事罪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國刑法的目的

從交通肇事罪的刑罰目的來看，其一是進行特殊預防，通過對交通肇事者適用刑罰，對其進行懲罰改造，預防其重新犯罪。其二，是一般預防，通過對交通肇事者適用刑罰來威懾、儆戒潛在的肇事者，防止類似的情況發生。對于主觀方面為過失的交通肇事罪而言，筆者認為其目的更偏重于一般預防的實現。交通肇事罪案件與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肇事者的主觀過錯只能為過失，被公認為犯罪“過失之王”，肇事者的主觀惡性不大，只要其自身能夠認清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悔罪表現，主動并積極的對被害人及其親屬進行賠償，大多數都能得到被害人及其親屬的諒解。該罪的此種特點也就為刑事和解制度的運用提供了適用的土壤。換言之，在交通肇事罪領域內的運用與刑法的立法目的及其基本原則并無矛盾之處。

交通肇事罪中的刑事和解應該包括民事賠償和刑事責任處置兩個程序過程。在和解的過程中，肇事者和被害人或其家屬可以就肇事給他們帶來的影響選擇雙方認可的方案來彌補罰罪所造成的損害，同時就刑事責任處理的意見向司法機關進行反映。在刑事責任處置過程中，司法機關可以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從輕、減輕或免除對其處罰。這樣被害人就可以得到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撫慰，彌補了傳統刑事司法對交通肇事罪處理的尷尬。刑事和解的最終目的在于通過雙方當事人直接的交談，最大限度的給予被害人及其親屬心靈上的慰藉及經濟上的補償，同時也有利于在挽救肇事者的同時，給予其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從而化解社會矛盾，緩解社會沖突。一般來講，交通肇事犯罪后，肇事者被繩之以法，失去人身自由，也同時失去了賠償受害人的機會。而受害人或其家屬也因此獨自承受巨大的身體痛苦和精神痛苦，卻時常得不到經濟上的補償，這與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目的不符。之所以把交通肇事這種過失行為作為犯罪處理，更多的是為了預防麻痹大意、違章駕駛，進而營造一個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環境。因此，對于那些主觀惡性很小，又想積極主動對受害人及其家屬進行賠償來“贖罪”的肇事者來講，對被害人的經濟補償，足以達到交通肇事罪一般預防的目的，而且對于受害人或其家屬來講，獲得經濟補償是他們所需要的，也是平復他們心理傷痛的最佳方法。因此，有條件的在交通肇事犯罪上實行“刑事和解”不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三、交通肇事罪中刑事和解的適用應有明確的范圍

筆者認為，并不是所有情況下的交通肇事罪都能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其適用應具備相應的條件。交通肇事罪雖然是過失犯罪案件，其社會危害性一般不大，主觀惡性不深，但是在實踐中，個案的情況紛繁復雜，其具體后果和社會影響也不盡相同，不進行區分的在交通肇事罪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會違背該罪的立法初衷，甚至引起嚴重的道德問題。因此，在適用刑事和解制度時，要正確把握每個個案的具體情況，以此來區分其社會危害性的大小，確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適用范疇，只有明確了這個范疇才能保證交通肇事罪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當性。

因此筆者建議，刑事和解制度在交通肇事罪的運用中應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輕刑情況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為交通肇事罪劃分為三個量刑檔次。第一個檔次為一般的交通肇事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檔次為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里的其他特別惡劣情節，是指致使二人以上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直接損失數額巨大的，或者符合“重大事故”標準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事故發生以后有意破壞、偽造現場、毀滅證據或者隱瞞事實真相，嫁禍于人的;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經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嚴重超載的等其他特別惡劣情況;第三個檔次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適用于第一個檔次的情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