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不斷完善的今天，眾所周知，罪責刑相適應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已經明確地、格言式地規定在刑法條文中在指導制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過程中發揮著根本性、全局性的作用。是擺脫“人治”實現“法治”的巨大歷史性進步，是法律發展史上一個質的飛躍。

罪責刑是從傳統的罪刑相適應發展而來的，這種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和奴隸社會的等量報復。這種原始的思想萌芽發展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則是17、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倡導的結果。孟德斯鳩指出：“懲罰應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懲罰輕重”刑法的輕重要協調、適中;刑事古典學派的創始人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指出：“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他還提出了罪刑階梯論，確定一個與刑罰輕重相適應的刑罰階梯，以實現罪刑均衡思想。這種思想對近代刑事立法、司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為罪責刑相適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我國修訂的《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責任相適應”意思就是一個人犯多大的罪就應該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也應該判相應刑罰，要罰當其罪。罪責刑相適應雖然不能從幾何精確度來訂量計算犯罪與刑罰之間的等量關系而是基于犯罪所造成的社會危害與其所受到的刑事處罰相適應。這是各國刑法理論的共識，因為在依契約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抑制其對立并可允許其反抗在一定的范圍和程度限制下。而法作為其階級意志的外在表現形式，與道德政治一樣作為在平衡、協調利益的工具。霍布斯曾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幸福避免痛苦是人的本能”在人們為自己切身利益而犧牲的一份份自由聯合起來的社會狀態下，每個人都希望成為權力自由的中心。為避免人們由于感性沖動盲目追求犯罪所帶來的快樂而犯罪，刑罰作為其否定評價在維護社會秩序、人民利益的同時還應該與犯罪分子的所犯罪行和刑事責任相適應。

有人會說使用酷刑起到威懾作用，比如像古時“車裂”、“連坐”、“分尸”等刑事處罰手段。然而在文明開化、人權概念不斷強化的今天，雖然它的存在能夠給被害人帶來心理安撫等現實意義。因為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關系的改變，所以它不具有存在的物質條件。盧梭認為：“嚴厲的懲罰只是一種無效的手段，它是氣量狹小的人發明的，旨在用恐怖來代替他們無法得到的對法律的尊重。”從整體上來說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是刑罰的目的，具體表現避免行為人再次侵害公民利益和別人重蹈覆轍而不是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消除一個業已犯下的罪行。因為一個完成的行為不可能在不可逆轉的時間隧道里消除其烙印，況且嚴酷的刑罰只會暫時的攫取人的心靈而不能持續下去的，而且這還會違背立法精神。

隨著人類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罪責刑相適應的內涵和外延更是不斷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既注重刑罰與犯罪行為相適應，又注重刑罰與個人情況(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即所謂注重刑罰個別化。而且現代文明社會狀態下人的感覺能力增強、心靈柔化降低刑罰的強度已成趨勢，罪責刑相適應將更為科學化、更具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