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定義一直尚未統一，這無疑給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認定帶來了困難。目前就法律、相關司法解釋以及學術界的探討來看，存在三種觀點：

第一種是根據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關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緝工作規定》第2條的規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案件，是指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后，當事人故意駕駛車輛或棄車逃離交通事故現場的案件。“逃逸”即是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

第二種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文稱“解釋”)第2條的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2條第1款規定和第2款第(1)至(5)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

第三種是陳*良《刑法疏議》中指出的，“逃逸是指發生交通事故后，不依法報警保護現場等待處理，而是私自逃跑，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

應當講，這三種表述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未能全面地概括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含義。判斷一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分析：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方面：主觀方面即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動機一般是逃避搶救義務以及逃避責任追究。這種動機是積極的心理活動。雖然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但僅就逃逸行為而言，具有直接的行為故意。因此只有行為人對肇事行為明知，同時又有逃逸的直接犯意，才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當然實踐中，肇事者逃逸的動機也有其他表現，如害怕遭到被害人親友及其他圍觀群眾的毆打而逃跑。這些人往往在逃離現場后，很快通過報告領導或報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處理。這種情形必須在司法實踐中加以區別對待，因為從主觀方面來看，在犯罪惡意上是很小的，是對現場后果的害怕所致。但毫無疑問，其逃逸行為還是直接故意所致。所以無論何種情形，行為人在逃逸時都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造成了交通事故的發生，并對逃逸行為有直接的故意，這是行為人的主觀方面。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客觀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從刑法理論來看，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最直接的便是對行為的客觀方面予以認定。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為，是最高院的《解釋》中規定了在五種情形的基礎上而逃跑的行為。這就可以明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作為交通肇事罪量刑的加重情節來規定的。也就是說如果行為人的先前行為沒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或者雖有交通違規行為但該違規行為與結果沒有因果關系，或者行為人在交通事故中僅負同等責任或者次要責任，或者交通行為在所造成的結果尚未達到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定罪標準的，或者在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責的情況下僅致1人重傷，但又不具備酒后駕駛、無執照駕車、無牌照駕車等《解釋》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即便行為人事后有逃逸行為，也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空間要素，即該行為是否僅限于“逃離事故現場”。在公安部關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緝工作規定》的第2條中表述為“逃離交通事故現場”，這樣的表述是欠妥的。在司法實踐中就有這樣的情形即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雖然沒有逃離現場(有的是不可能逃跑)，但是在將傷者送到醫院后或在等待交警部門處理時畏罪逃跑，這種逃跑行為如何認定?顯然無論從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都是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構成的，也就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懲。在學界部分學者認為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并不深。因此，對其處理不宜過重，具體把握尺度也宜寬不宜嚴，所以要對逃逸行為的時間和空間作必要的限定。但是筆者認為逃逸者既然選擇逃逸即具有主觀上的惡性，是一種犯罪行為，就必須按照罪刑罰一致的原則，對于把握尺度上必須嚴格。所以《解釋》第3條規定是較為合理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而不僅限于“逃離事故現場”。

此外，對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主體規定，是只要符合一般主體即可。因此，從以上幾方面分析來看，律師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較為準確的表述應當是：發生交通事故后，行為人出于逃避搶救義務或逃避責任追究等動機而故意逃逸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