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對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著監禁刑所不具備的獨特的價值和功能。但司法實踐中，在緩刑的判決和考察方面存在一系列不規范的地方，致使緩刑適用率低、對緩刑犯疏于監管等后果出現。為此，筆者對寧波市鄞州區法院最近四年緩刑適用情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和分析，試圖找出緩刑適用過程中在實體、程序以及考察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完善措施。

一、鄞州法院最近四年緩刑適用的總體情況

1、緩刑適用率近幾年保持平穩，但整體水平低

表一：鄞州法院2004年-2007年緩刑適用情況

年份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1-6月)總數

適用緩刑人數(名)232288274152946

總犯罪人數(名)1646195519829586541

緩刑適用率14.1%14.7%13.8%15.9%14.5%

從表一可以看出，從2004年到2007年上半年，鄞州法院緩刑適用率保持在14%左右，總體相對穩定。這一數據與國內其他法院相比相差不大，例如從2001年至2005年，山東省聊城市兩級法院緩刑適用比例從11.5%上升到14.5%，平均為12.7%。又如浙江省三級法院緩刑適用比例從1997年的12.18%上升到2000年的17.10%，平均為14.35%。從以上數據對比來看，我院與其他法院的緩刑適用率基本一致。

國外法治發達國家的緩刑適用率則大大超過我國，一般在50%以上，例如美國1977年有50%以上的罪犯被判處緩刑，德國1984年緩刑適用是全部判決的65%，挪威在1950年有52%的被告人適用緩刑，初犯則多達78%的人獲得了緩刑。與國外緩刑法制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緩刑適用水平整體來講非常低。這與國外對犯罪概念的界定以及法治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系。

2、緩刑分布廣泛、適用相對集中于交通肇事等犯罪中

表二：鄞州法院2004年-2007年緩刑分布情況

罪名交通

肇事盜竊故意傷害搶劫過失致人重傷、死亡受賄尋釁

滋事其他

人數(名)28419810737262522247

所占比例(%)30.020.911.33.92.72.62.326.1

從表二可以看出，緩刑適用相對集中于交通肇事和盜竊案中，兩者合計占緩刑適用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他罪名雖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大多數罪名都有緩刑適用的案例。據筆者統計，從2004年到2007年被告人所觸犯的67個罪名中，有55個罪名被適用緩刑，其中絕大多數是犯罪性質一般的犯罪，但也有故意殺人、搶劫、強奸等性質嚴重的犯罪因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而被適用緩刑。

3、過失犯罪以及受賄案等適用緩刑比例較高

表三：鄞州法院2004年-2007年緩刑適用比例情況

罪名判處緩刑人數(名)總犯罪人數(名)比例

過失致人重傷、死亡293778.4%

交通肇事28438174.5%

受賄254555.6%

其他608607810.0%

過失犯罪適用緩刑的比例超過七成，其中以過失致人重傷、死亡以及交通肇事犯罪適用緩刑的比例最高，這些罪名被告人主觀惡性較小，如有經濟能力往往會盡量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法官在這種情況下會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受賄案因被告人有較強的悔罪表現，其再犯的可能性較小，且考察措施容易落實，所以適用緩刑的比例也較高。

4、緩刑適用與強制措施關系密切

表四：鄞州法院2007年上半年不同強制措施適用緩刑情況

強制措施總數(名)適用緩刑(名)比例

取保候審11610993.9%

逮捕842435.1%

從表四可以看出被取保候審的被告人中有93.9%的被判處了緩刑，未被判處緩刑的7人中，有5人是因為情節嚴重不適合判處緩刑，另2人在開庭時拒不到庭而被逮捕不能適用緩刑。被逮捕的被告人僅有5.1%被判緩刑，可見緩刑的適用與強制措施關系密切。可以說，法院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被告人在偵查階段被采取的強制措施。

5、本地人適用緩刑的比例大大超過外地人

表五：鄞州法院2007年上半年不同戶籍被告人適用緩刑情況

戶籍總數(名)適用緩刑(名)比例

本地戶籍人1848747.3%

外地戶籍人774648.3%

從表五可以看出戶籍在寧波市的被告人有87人適用緩刑，占總犯罪人數的比例達到47.3%，其中以交通肇事和故意傷害案居多，均為19人。戶籍為非寧波籍的被告人中僅有8.3%被適用緩刑，從比例上看，僅有前者的六分之一。兩者比例差距大有兩個原因：一是外地被告人流動性很強，緩刑的監管措施不容易到位，對其判處緩刑時顧慮較多;二是本地人賠償能力相對較強，特別是對于交通肇事和故意傷害案，本地人往往能夠借助近親屬及朋友的幫助賠償被害人的損失，而對經濟狀況較差的外地被告人特別是外地務工人員來說，不能賠償損失也就意味著適用緩刑的機會相對較少。

二、緩刑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刑事實體法的規定不太明確

1、刑法對緩刑的規定過于原則

刑法第72條規定了緩刑的適用條件：一是被告人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考慮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三是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

“悔罪表現”的含義不太明確。犯罪嫌疑人在案發后，特別是被采取強制措施后，絕大多數都有后悔之意(無論是否出于自愿)，多數被告人還能如實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據字面意思理解，能否看作有“悔罪表現”?通過對我院刑庭法官的調查，他們均認為被告人這樣做是遠遠不夠的，被告人不僅要如實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還要交待同案犯的犯罪事實;侵財型犯罪的被告人要積極退贓;故意傷害罪、交通肇事罪等造成人身損傷的被告人要能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而且只有在完全賠償損失的情況下才能適用緩刑。

“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條件要求法官進行主觀判斷，但是要求法官在二十日(簡易程序)或一個半月(普通程序)的審理期限內除了做審理案件的大量工作外，還要判斷被告人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絕非易事。法官只能根據案卷中的材料和開庭時被告人的表現對被告人目前的心理狀態和認罪情況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但這些粗略的印象對于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是遠遠不夠的。法官普遍反映目前缺乏一個可供操作的評判標準，對是否適用緩刑的判斷主要是依據辦案經驗，而不是個案的情況。這就造成緩刑的適用過于依賴法官的主觀判斷和經驗，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2、法院對緩刑的內部規定造成部分被告人“要挾”法官

在“和諧司法”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做到審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并要求加強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力度。我院也強調加強交通肇事、故意傷害等案件附帶民事部分的調解力度，并規定對于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能賠償被害人的損失且犯罪情節較輕，一般能獲得緩刑;為了提高法官調解得積極性，我院規定對于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在法官主持調解下雙方達成協議并履行的，在考核時一個案件可以折抵兩個案件。這些法院內部的規定是有積極意義的，對被害人來說能彌補犯罪造成的傷害并獲得賠償;對被告人來說能夠獲得較輕的刑罰甚至是非監禁刑。而如果不能在審判階段促成被告人賠償損失，一旦進入執行程序，執行的難度相當大，對雙方均不利。

法院對緩刑的內部規定容易被被告人利用。在故意傷害等案件中，一些被告人知道自己的犯罪情節不是很嚴重，如果能主動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法官很可能會對自己判緩刑。于是被告人向法官提出自己拿錢賠償損失時，法官必須對自己做出判緩刑的保證，甚至有些被告人提出看到緩刑判決書時才賠償。還有一些被告人及其家屬提出，只要能夠判緩刑，他們愿意多賠償損失。這些“要挾”性的做法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成為普遍現象，這對法官來說是個難題，如果法官答應當事人的要求，就嚴重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并違背法官的職責;如果當事人提出的得到“緩刑承諾”的要求法官不答應，當事人就不會賠償，造成被害人的損失難以彌補，不能達到“案結事了”的審判效果。

(二)刑事程序法不健全限制了緩刑的適用

1、公安和檢察機關強制措施的適用限制了緩刑的適用

從表四可以看出被取保候審的被告人中有93.9%被判處了緩刑，而被逮捕的被告人中僅有5.1%被判處緩刑，可見法院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被告人在偵查階段被采取的強制措施。

但公安和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的適用率是非常低的，2007年上半年被提起公訴的958名被告人中有116名被取保候審，僅占12%。雖然絕大多數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審的部分條件，但實際上不管其人身危險大小、犯罪性質的輕重，都是“以羈押為原則、以取保候審為例外”。例如李某涉嫌盜竊一案，李某見張某裝有3500元現金的塑料袋在打牌時掉在地上許久沒發現，即將該3500元現金盜走帶回家中，案發后贓款被追回歸還失主。本案中，李某盜竊的數額不大，主觀惡性小，而且贓款已被追回歸還失主。但李某仍然被公安機關逮捕。

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出于強調打擊犯罪因素的考慮，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給偵查工作帶來不便，對取保候審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性規定。有的地方甚至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被判緩刑的情況下才考慮使用取保候審。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公安機關考慮取保候審時考慮的是法院能否判緩刑，而法院判緩刑時參照的是公安機關是否對被告人取保候審。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取保候審的比例越來越低，緩刑適用率同樣走低，刑罰輕緩化難以體現。

2、強制措施變更過于繁瑣限制了緩刑的適用

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六十三條規定：合議庭或者獨任審判員認為應當對被告人撤銷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報請院長批準。根據該規定，假若合議庭或者獨任審判員認為對取保候審的被告人不宜判處緩刑，就必須提出理由報請庭長和院長批準，批準通過后再辦理對被告人逮捕的手續。整個過程是比較繁瑣的，將會耗費法官比較多的精力。

對于工作任務重、辦案壓力大的法官來說，依據強制措施的情況決定是否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是比較傾向的選擇，特別是對犯罪情節并不嚴重，判決的結果處于一種判處監禁刑和緩刑中間的模糊狀態的被告人，法官為了避免繁瑣的程序，傾向于對取保候審的被告人判處緩刑;對情節比較輕微但被逮捕的被告人，用短期自由刑代替緩刑的適用，即計算被告人已經被羈押的時間，判處一個相當的短期自由刑。例如被告人已經被羈押了3月10日，就判處拘役4個月。這種做法在司法實踐中是相當普遍的，這就造成了公安和檢察機關強制措施的適用決定了法院對緩刑適用的后果。

3、內部匯報制度限制了緩刑的適用

我國的刑事法官擁有定罪和量刑的雙重決定權，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裁量權越大，法官所面臨的風險和壓力也就越大。特別是判處緩刑這種非監禁刑，法官在裁量時所面臨的各種因素干擾更多。為了避免權力腐敗，必須監督權力，各法院建立了內部監督機制，即匯報制度。

依照我院的內部規定，一般案件的緩刑判決做出前要向庭長匯報，副處級干部受賄案件的緩刑判決先由合議庭形成意見，報請庭長和分管副院長同意后，再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這一制度在當前為了監督和保障緩刑裁判的質量方面，對于減少司法腐敗風險來說，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一機制畢竟不是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保障性程序，也并非在公開、透明的程序下進行，極易被暗箱操作，而且還造成法官在緩刑適用上的裁判權直接受到庭長、院長的干涉，更深層次的司法腐敗有可能會因此產生;同時，這種監督機制本身也為緩刑適用制造了程序障礙，亦導致了緩刑適用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