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解決途徑之提出知識產權的濫用是權利行使方式上的失當，所以筆者以為，尋求法律對此問題的解決途徑首先應從分析權利的本質入手，通過利益衡量決定權利沖突（其背后的實質即為利益沖突）時應偏向哪一方的利益，然后對此利益給予權利本身的保護。自19世紀以來，關于民事權利的本質，眾說紛紜，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如利益說、力量說等。（1）利益說。此說認為權利的本質是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德國法學家耶-林是其代表人物。他認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護社會生活條件，包括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因此權利無非是法律保護的利益”。[20]但此說也受到批評，認為它將權利與權利所保護的利益混為一談。（2）力量說。此說認為，權利的本質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支配力，尤其是對于相對人的支配力。該學說又細分為兩類：一為意思力量說，認為權利的本質是法律所確認的意思自由和意思支配力。其代表人物是德國法學家薩*尼和**賽德。另一為法律力量說，認為法律的本質是法律賦予當事人享受特定利益的支配力。德國法學家邁*克是該說的倡導者。[21]利益說和力量說其實是從不同的角度對權利本質進行說明，二者各有千秋：前者重在揭示權利的目的，而后者則重在解說權利獨具的作用。由此我們認為，將利益說和力量說結合起來的“法力說”更能全面地揭示權利的本質；在學界，法力說也確已成為權利本質的通說。法律對不同利益關系的調整方式是不同的，對于靜態關系，法律直接確認利益的歸屬，反映這種調整方式的權利，自然富于利益色彩；而對于動態利益關系，則通過意思自治原則，允許當事人依其意思去設定權利，故反映這類利益的請求權，其法律之力的特點自然比較突出。[22]簡言之，權利背后蘊涵著主體的利益、法律為保護該利益而賦予權利一定的支配力，即利益與保護利益的力量相結合就構成了權利。在知識產權人行使其權利的過程中，運用利益衡量的分析方法，我們不僅可以判斷是否存在“權利濫用”，而且要決定偏向哪一方的利益，從而尋求該方利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依據上文對權利本質進行分析而得出的結論，要保護知識產權濫用之受害者的利益，就應該賦予此種利益以“力量”（即支配力），使受保護之利益與其支配力相結合，從而成為權利濫用之受害者應享有的權利。但是，就知識產權和反不正當競爭的現行立法而言，在民事權利體系中并未設置知識產權濫用之受害者的這樣一種權利（筆者稱其為“權利濫用禁止請求權”），而只是單純依靠反不正當競爭法、借助國家公權力的干預來約束和制裁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筆者認為，該體例是一種殘缺的權利濫用之法律解決模式，因為它使得受害者的利益與利益的法律支配力相脫離，所以，這樣的利益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法律保護。筆者建議，應從民事權利體系本身的完善入手，建立一個由“內部限制”和“外部限制”構成的知識產權濫用之法律解決途徑：1.內部限制：權利濫用禁止請求權的設置。所謂內部限制，我們認為是指，當發生知識產權濫用的行為時，通過在民事權利體系中（知識產權當屬民事權利無疑）為該行為之受害者設置“權利濫用禁止請求權”[23]，在知識產權法內部即對受害者的利益進行救濟，同時也達到限制權利濫用-這一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且，從歐洲各國的反不正當競爭立法實踐來看，“在制止不正當行為中，有關市場參與人的個人控告不可或缺”。[24]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發生，使得權利人與被許可人、從事相關技術開發的競爭對手、以及社會公眾之間發生利益沖突；由于知識產權人是對其壟斷地位的違法利用，利益衡量的結果是，法律應當偏向后面這三類主體的利益。作為知識產權濫用的受害者，他們的利益要受到法律保護，當然應賦予這些利益以法律支配力（這正是權利本質的必然要求）。這樣，二者的結合即產生了權利-“權利濫用禁止請求權”。可以說，為知識產權濫用之受害者設置該項請求權，正是利益衡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