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累犯的構成條件

(1)前罪與后罪都必須是特定之罪即危害國家安全罪。這是構成特殊累犯的實質條件。

(2)前罪被判處的刑罰和后罪應當判處的刑罰的種類及其輕重不受限制。即使前后兩罪或者其中之一被判處或者應當判處拘役、管制或者單處附加刑，也不影響特殊累犯的成立。

(3)前罪的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時間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或毒品犯罪的，都構成相應的特殊累犯。換句話說，構成特殊累犯不受前后兩罪相距時間長短的限制。

特殊累犯相關規定

1、構成特殊累犯的犯罪性質有三種：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并且強調“在任何時候再犯上述任一類罪的，都以累犯論處”。修正案的內在邏輯就是，修正后的特殊累犯并不需要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在性質上完全統一，也就是說不再是一一的對應關系，而是可以交叉對應，亦即明確規定特別累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可以是這三類犯罪中的任何一種，這將會導致特殊累犯由一大類增加為九大類。

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特別累犯在范圍上具有極大的擴張性，有打擊面過寬之嫌，特別累犯與一般累犯在本質上無甚差別。同時累犯性質相同的犯罪行為人較之累犯性質不同的犯罪行人，其人身危險性和重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作為累犯的前后兩罪在法律和行為上具有特定聯系，反映了行為人的特殊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若考察外國立法例我們會注意到，雖然各國對累犯制度的規定都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各國立法仍存在普遍的共性，即都明確要求累犯的前罪與后罪屬同一類犯罪，都以前罪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之后再犯同類犯罪為構成累犯的要件，亦即前后罪同性質是構成累犯的前提，此乃各國立法之通例。至于特別累犯，則更要求前后罪罪質的一致性。因而為了避免《刑法修正案(八)》對特殊累犯修正可能導致的特殊累犯數量的大量增加，并進而導致刑法重刑化，我們主張特別累犯的前罪與后罪應當限定為相同種類的犯罪，這樣的規定既符合特別累犯制度設立的初衷，又能更有效的保障刑罰目的的實現，還能與國際通例相契合。再者，我們還應將構成特殊累犯的主體限定為恐怖活動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的主犯，這是我國寬沿相濟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由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和恐怖活動犯罪屬于有組織性犯罪，“人數眾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是其必然的特征，如果按照修正案的規定，上述主體在任何時候再犯三類犯罪中任一罪均可構成特殊累犯，這顯然對于這些犯罪中的從犯、幫助犯有打擊過度之嫌，不利于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2、未成年人累犯問題。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第6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和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除外”。上述規定帶來了一個法律適用方面的問題，即不滿18周歲的人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罪、恐怖活動犯罪或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的，可否構成特殊累犯?

未成年人不應構成特殊累犯。首先，從我國刑事政策的傳統看，適用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規定始終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取向。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心智上相對不成熟，其對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也要比成年人弱，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成年人犯罪。例如在規定刑事責任年齡時，立法者充分考慮了未成年人的特點，對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范圍作了限制性規定，規定對未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可見對未成年人犯罪，我國的刑法傳統始終是持寬宥態度的。其次，從國外立法例的視角看，國外刑事立法普遍規定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均必須發生在成年之后，若前罪是發生在未成年時，無論后罪發生時成年與否都不構成累犯。如《俄羅斯刑法典》第18條規定，一個人在年滿18周歲之前實施犯罪的前科，在認定累犯時不得計算在內。羅馬尼亞以及泰國刑法也有類似的規定。由此可見，保障未成年人人權和基本權利已日益成為國際刑事立法的大勢所趨。再次，我國《刑法》第17條已經規定對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若體系性地考量《刑法》第17條和《刑法修正案(八)》針對未成年人犯罪作出的上述從寬處理規定，我們認為，未成人犯罪的，除不以一般累犯論處外，也應當排除于特殊累犯之外。否則，就會出現立法在同一問題上，既存在針對未成年人犯罪從寬處理、又存在從嚴處理的矛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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