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從寬是我國刑罰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我國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法律化。正確理解和適用自首制度，對于及時偵破刑事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維護安定團結、搞好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新刑法規定了自首(典型自首)和以自首論(非典型自首)兩種情形，由于二者在主動投案的表現形式上有重大差異，因而對二者構成的內在要求也不同。典型自首的成立只需犯罪行為人單方做出行為便可，而以自首論則需要司法機關對犯罪行為人的單方行為做出評斷，認為符合“尚未掌握”的標準才能成立。典型自首體現在主動投案上.以自首論則體現在主動交待余罪上。

新刑法實施幾年來，實踐中涉及自首的案件明顯增多，而且在適用上有過寬的勢頭，尤其是對非典型自首的認定過于寬乏和隨意，日益顯露出許多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明確的問題，本文從司法實踐中提出的問題入手，圍繞自首的行為特征，對那些存在于非典型自首中的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以自首論的認定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典型自首必須具備兩方面的行為特征。

(一)自動投案。自動投案是自首的主要行為特征。典型的自首應當是犯罪行為人實施犯罪后主動到司法機關接受追究。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那些介于主動和被動之間的投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若干解釋》)中列舉了幾種應視為自動投案的情況。

一是關于僅因形跡可疑被盤問后即主動交待罪行的自首，《若干解釋》中規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待自己的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司法實踐中對這種情況理解不一，在掌握上有一定難度。先看這樣兩則案例：案例一，罪犯任某因瑣事將李某殺死后逃離現場.但遺留在現場一件血衣。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在現場提取了血衣，經鄰居及任某的父親辨認，證實這件血衣系任某在案發當日所穿的。因此，公安機關將任某列為犯罪嫌疑人，后找到任某詢問殺人是否系其所為時，任某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案例二，罪犯田某曾在某市一酒吧當過服務生，并與在該酒吧的會計吳某關系愛昧，某日，田某到該酒吧喝酒，見該酒吧內只有吳某一人，遂產生搶劫之念。田某謊稱有事商量將吳某騙進房間將其殺害后，搶走價值五干余元的現金和物品。案發后，公安機關依據田某與吳某有特殊關系并熟悉酒吧情況的線索，將其列為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對其進行盤問過程中，田某只承認與被害人有過兩性關系，公安機關為進一步尋找線索，遂以嫖娼為由將關某行政拘留十五日。期間，公安機關再次訊問田某在案發當天晚上的去向時，田某交待了殺人搶劫的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