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審理認為，被告“精神中心”作為專業機構，在對疑似精神病人實施強行收治行為過程中，未盡高度的專業注意義務具有重大過失；被告邱*師在申請采取強制收治過程中，未盡到一般人的注意義務而具有明顯不當和過錯。判決二被告于判決生效之日起１０日內分別以書面形式向原告賠禮道歉（內容須經法院審核），被告“精神中心”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人民幣５０００元，被告邱*師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人民幣４．５萬元。

本案的審理，涉及以下幾個問題的認識和處理：

一、精神治療機構不具有實施強制治療行為和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

《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下稱《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具有主治醫師以上職稱的精神科執業醫師認為完全或部分喪失自知力的精神病患者必須住院治療的，應當提出醫療保護住院治療的醫學建議。”本案中，“精神中心”的主治醫生對原告進行了１０多分鐘的對話檢查后，認為原告患有“人格障礙”的可能，并對原告強行收治住院。從形式上看，其行為符合條例的規定，不具違法性，但這種看法并不全面。

首先，根據憲法理論和我國立法法規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屬于刑法和行政法調整的范疇，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和授權并由專門機關實施，其他任何機構和個人均不得非法對他人的身體與人身自由加以不當約束和限制。因此，“精神中心”作為既非司法又非行政部門的精神治療機構，是不可能具有對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實施強制收治措施的合法權力的。《條例》規定的醫療機構提出“醫療保護住院治療的醫學建議”，不包含授權其采取強制措施的意義。

其次，《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精神疾病患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或者危害社會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所在單位、住所地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事發地公安部門應當將其送至精神衛生醫療機構……經兩名以上精神科執業醫師（其中一名具有精神科主治醫師以上職稱）診斷認為必須住院觀察的，精神衛生治療機構應當對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實施緊急住院觀察，同時通知其監護人或者近親屬。”該條規定的救助當事人和救助單位負有法定救助義務和責任，而其他公民和組織機構也有義務協助實施緊急救助，但其性質是防范與救助性的，是道德上的義務，而不是法定義務。本案中，“精神中心”對原告收治時，原告并無正在發生的暴力或危及他人的行為，不須采取防范性的強制救助措施，故其對原告的強制行為應為不當。

再次，“精神中心”未能履行其作為專業機構應有的充分注意義務。法定注意義務的高低應根據專業知識程度和是否職務行為等加以判斷，“精神中心”作為上海市權威性專業治療精神性疾病的機構，對于疑似患者的精神疾病診療判斷和收治保護等負有高于一般醫療機構或個人的注意義務。“精神中心”對原告的初步診斷缺乏足夠科學性的具體表現，一是其出診醫生僅根據與原告的１０多分鐘短暫對話即判定原告患有“人格障礙”，未向原告其他親友、單位員工以及其他熟人進行必要的走訪和調查；二是其明知邱*師與原告之間存在家庭矛盾，僅根據邱*師向其多次咨詢中提供的代訴及材料，在接觸原告之前即已對她產生了具有傾向性的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