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供”情況下間接證據構成證明體系可以據以定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某雨，男，20歲，漢族，初中文化，北京市華育培訓學校學生。

被告人林某雨系從外地來京自費學習電腦的學生，平時就住在學校附近的旅店。2008年3月12日中午，其和幾名同學在學習電腦的華育培訓學校機房內練習計算機，14時許被害人楊某放在旁邊桌上的筆記本電腦被盜，此時被告人林某雨已不在現場。隨后楊某報告老師郝某，兩人看了學校門口的監控錄像，發現在14時5分43秒時一個穿后背帶字母上衣的人手提電腦包離開學校。雖然是背影，但郝某和楊某根據其服裝、發型及走路的姿勢判定就是林某雨。當天晚上，林某雨先后請女友齊某、同學尹某、衡某吃飯、洗澡、逛酒吧等消費1000余元。13日中午，林某雨到學校，郝某找其談話并讓其看了監控錄像，但林某雨否認盜竊，后楊某報案，林某雨被偵查人員帶走。

在派出所期間，林某雨連續給尹某發了八條短信，讓尹某證實其頭天在機房練機時是帶了一個裝有圖書的電腦包去的。在隨后的偵查中，包括尹某在內的4名同學都辨認出了那個“背影”就是林某雨，且尹某也提供了林某雨發送短信的內容。但被告人的供述卻始終在反復。在派出所林某雨先是供述自己是拿了一個電腦包出了學校，但稱包里裝的是書而非電腦。當偵查人員給其出示了尹某提供的短信內容后，林某雨又改口說是一個叫“小三兒”的人從教室里偷的，其只是幫助“小三兒”把電腦包拎出了學校，在校門口將包交給了“小三兒”，自己還在校門口的小賣部買了瓶水。再后來林某雨干脆說錄像里那個人就是“小三兒”，并稱“小三兒”的個頭、發型、著裝都和自己一樣。自己只是把“小三兒”送出學校，買了瓶水又回教室了。

在審查起訴、一審開庭階段，林某雨始終辯解未實施盜竊行為。

2008年5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以東公刑訴字(2008)第406號起訴意見書認定，犯罪嫌疑人林某雨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264條之規定，涉嫌盜竊罪，移送東城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2008年6月25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以京東檢刑訴(2008)272號起訴書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林某雨于2008年3月12日13時許，在北京市東城區南池子大街102號北京市華育培訓學校第二機房內，趁其同學楊某不備，盜竊楊某放在機房內的聯想旭日C467A-PX型筆記本電腦一臺，物品價值人民幣4900元，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264條之規定，已構成盜竊罪。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經開庭審理認為，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林某雨盜竊一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林某雨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罰金人民幣2000元。

【疑難問題】

“零口供”情況下間接證據定案的證明體系構建規則和對間接證據進行補強的范圍與程度是什么?

分歧意見

在本案辦理中，存在兩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沒有指控犯罪嫌疑人的目擊證人，也沒有起獲到贓物，更沒有有罪供述，在沒有直接證據情況下，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經過證據補強，將間接證據逐一排列，在案件每一個細節上均得到充分印證，雖然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也足以形成證據鏈條，應認定其實施了盜竊行為，構成盜竊罪。

【深度評析】

律師認為，林某雨的行為構成盜竊罪，主要理由如下：

1.以間接證據定案的案件需要把各個證據按照關聯性原則串起來以發現需要補充或補強的證據連結點。

本案的書面材料就這么多，沒有有罪供述，沒有贓物，也沒有其他直接證據。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完全由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給予了肯定，法學界也基本認同間接證據獨立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功能，但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僅有的間接證據不能形成嚴密、排他的證據鎖鏈而冒然起訴，肯定會導致支持公訴無力。針對沒有直接證據、被告人不認罪的情況，在審查中逐一做了以下查明事實、補強證據的工作：

(1)要求偵查機關調取相關物證。被告人住宿的地點是小旅館，一日一結賬，如果被告人竊取了電腦，就應當有贓物或銷贓后的贓款隨身攜帶。而證據顯示其在被抓獲后，扣押物品清單中沒有相應款物，那就意味著有可能在看守所他的附物里。審查起訴階段要求公安機關調取，附物中只有三張銀行卡，經過銀行查詢后，此期間均沒有較大的款項進入，但同時也沒有較大款項的支出。顯然，如果其盜竊，贓款變現后可能是隨即花銷，而沒有存入銀行。

(2)錄像顯示被告人一出校門就在打電話。打給誰?收贓人?“小三兒”?因此有必要從附物中扣押手機并調取通話記錄。手機雖拿到了，但因偵查人員疏忽，在派出所時林某雨自己持有手機而沒有及時扣押，手機上的通話信息、短信息均被林某雨刪除，而通話記錄因電信部門的規定“不得超過一個月以上”無法調取，不得不說這是本案在偵查階段的一個較大疏漏和遺憾。

(3)根據林某雨的辯解查找是否確有“小三兒”。雖然偵查人員前期做了工作，查到了林某雨提出的“小三兒”的手機號，號碼歸屬地在秦皇島。但既沒有找到該公司，也沒有落實到具體的人，仍不能排除“小三兒”的存在。該證據需要補強，雖然該號碼總不開機，但經過檢察機關不懈的努力，在審查起訴階段，最終聯系上了機主劉某，該人系秦皇島市某大型國有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案發期間不在京，他的證言徹底否定了所謂持有該手機的“小三兒”。

(4)詳細查看錄像。監控錄像是本案中唯一能反映出有人將筆記本電腦包拿出學校的證據。但錄像不是人物正面攝像，如果是背影那么辨認的效力將會減弱，被告人也就可以作各種辯解。觀看錄像是公訴人復核證據的一個重要內容，要求觀看者必須在全面、細致的基礎上進行。本案通過觀看錄像獲取了重大發現。錄像共15分鐘，影像清楚，在14時5分43秒時，可以看到一個身穿后背帶有字母上衣的人手提電腦包出校門向右走去.這也是所有偵查人員和所有參加辨認的6個人所看到的畫面，但也只是看到此為止。這時給大家的印象是第一那個人應當是林某雨;第二按常規他拎走了電腦肯定一去不返。但結合被告人的供述，雖然在是誰拎出了電腦包的問題上，被告人供述反復無常，可有一個細節就是被告人每次供述中都提到了出校門后買了一瓶礦泉水。這與案件沒有多大關系的細節為什么被告人每次都提到呢?被告人想要證明什么呢?為什么錄像中又沒有這個細節呢?再往下看，畫面中的人馬上就要消失時，他開始跑了起來，是跑離了畫面;9分28秒那個人又跑人了鏡頭，進入了學校旁邊的一個門;9分50秒那個人手持礦泉水瓶向學校走來并進入了學校，這時出現了他正面的鏡頭，正是林某雨;12分27秒林再次出現在鏡頭中與他人在校門口聊天;14分23秒時林某雨離開校門向右并過馬路離開。看完這段完整的錄像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①穿帶字母上衣的人是林某雨，錄像中不僅有背影，而且還有其正面影像;②他確實進過小賣部，但他是從學校右側跑進的小賣部;③在此期間沒有人進出過校門，再次排除了所謂“小三兒”的存在。

(5)進行實地勘查。通過觀看錄像，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林某雨拿著電腦包出了校門，在不到4分鐘的時間里又空手返回，那么電腦哪去了呢?到現場去進行了實地觀察則可發現，原來學校位于南北馬路的東側，攝像頭在學校的南側，學校北側不到10米就是小賣部，再向北不到100米的路西便是林某雨所住的旅館。這就解決了林某雨為什么出門向北、為什么往返都在跑、為什么要買瓶水又回教室、為什么最后離開時還是向北并過馬路的問題。說明了林某雨盜竊電腦后是把它暫時放回了旅館，而在很短的時間內買水又回到教室是為了掩人耳目。

2.“零口供”情況下間接證據定案的證明體系構建規則。

眾所周知，單個的間接證據不能證明案件的事實，但是如果把眾多的間接證據有機地結合起來，就能夠證明案件的全部事實或基本事實。間接證據定案往往需要進行推理，因此運用間接證據的規則要求，一是推論的根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即用來確定案件事實的每一個間接證據都必須具備客觀真實性。本案中所有證據都是由偵查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在程序上、形式上是合法有效的。在眾多的證人中沒有人與被告人存有利害關系，反而有幾人是被告人的好友、女友、老鄉，證人各自所出具的證言和辨認筆錄具有客觀真實性。二是眾多的間接證據必須環環相扣，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嚴密的證明體系，即我們常所說的證據鏈。

對間接證據的證明體系構建，要結合案件的犯罪特點，對各個間接證據進行了逐一論證分析，具體到本案，可從以下六個方面著手：

(1)有證據證實被告人具有作案的時間、地點可能性。

任何一個案件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發生的，就是說都是具體可查的。該案發生在2008年3月12日中午12點至2點期間，地點為該學校的第二機房。在此期間被告人在教室內活動，其所處的位置與被盜電腦的位置，有被害人楊某、證人尹某、張某證實。此點被告人也不予否認。

(2)有證據證實電腦被盜后被告人脫離現場并手提電腦包離開學校。

被害人楊某證實發現電腦被盜后，首先懷疑的是被告人林某雨，因為只有他離開了失竊現場。其次，學校老師接報案后調取了校門口的監控錄像，發現林某雨身著在案扣押的具有明顯特征的上衣，手提聯想電腦專用包匆忙離開學校。隨后經被害人及多名證人辨認，證實錄像中手提電腦包離開學校的人就是被告人林某雨。

(3)有證據證實被告人在接受調查期間舉止反常。

案發后的次日中午12時許，學校教師郝某找被告人談話，并讓其觀看了監控錄像。這時被告人已在錄像中看到了自己手提電腦包離開學校的鏡頭，隨后被告人林某雨馬上用手機分別于13時06分、13時08分、13時25分、13時30分、14時12分、14時19分、14時24分、14時27分連續給其好友尹某發送了8條短信。其主要內容是：讓尹某趕緊回到原來住的宿舍，將裝有圖書的另一個電腦包拿來，并一再強調，不管誰問，一定要證實其頭天練機時是帶著電腦包去的學校。被告人的目的就是想通過尹某來掩蓋其盜竊電腦的行為。果不其然，被告人在派出所的供述中便辯解道：“我是拿了一個電腦包出了學校，但電腦包

內放的物品是書，而不是電腦。”

這些證據可以說明被告人在不承認自己盜竊的同時，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企圖掩蓋其盜竊犯罪的事實。

(4)有證據證實被告人在案發后支出超乎尋常。

在案發前的2月底，被告人所居住的學校宿舍發生兩臺筆記本電腦被盜的案件，當時被告人作為嫌疑人被派出所傳喚。對于此事其老師、女友、好友都反映出懷疑是其所為，理由是其事后花錢闊綽，且無正當來源。被告人號稱錢是他的一位大哥給的，但不管是他的女友，還是最親近的朋友，誰也沒見過他這位大哥。本案案發后的當天晚上，被告人再次大把的花錢，先是邀請好友、女友等4人吃飯;又與好友去洗澡;之后又與4人去酒吧;在酒吧中好友手臂劃傷去醫院看病等，所花費用全部是被告人支出。四項費用被告人稱花費了300余元，但證據顯示其當晚花費了1000余元。特別是其手包中沒有大量的現金，三張銀行卡中均沒有大額的支出。

(5)有證據證實無他人盜竊的可能性。

被告人從接受老師談話開始到派出所傳喚、被刑拘、被逮捕以至在法庭的調查中，口供發生了多次變化。從是提著裝有圖書的電腦包出學校;到所謂的“小三兒”把電腦放在自己腳邊，讓其拿出教室;再到是“小三兒”自己拿走的電腦，自己只是把“小三兒”送出校外。那么被告人所勾畫出的與自己個頭、發型、著裝一樣的“小三兒”是什么樣的一個人呢?按照被告人所描述的“小三兒”是一個年齡約23歲，持有手機號前三位是139手機的人，并聲稱“小三兒”進入教室前曾給其打過電話。但證據所顯示的是，該手機號碼在2008年2

月15日至3月15日期間沒有任何通話記錄，且50多歲的機主劉某證實自己的手機從沒借給過別人，也根本不認識被告人。再者根據監控錄像的記載，只有被告人一個人穿著有明顯特征的服裝出現在畫面中。同時同在機房教室內的楊某、張某也證實案發前后沒有外人進入教室，更沒有與被告人體貌特征相似的人出現。

(6)被告人盜竊后有轉移贓物、處理贓物的時間。

監控錄像共15分鐘，如果仔細觀看，可以看出在5分43秒時，被告人手提電腦包出校門向右隨后跑離鏡頭;9分28秒被告人又從校門右邊跑步出現在鏡頭中進入小賣部;9分50秒被告人手持礦泉水進入學校;12分27秒出校門與人聊天;14分23秒被告人又向校門右側過馬路從鏡頭中消失。通過錄像所記載的內容可以看出，被告人盜竊得手后首先要將贓物轉移，而既可臨時存放又能馬上返回不致引起他人懷疑的地方，是只有不足百米遠的小旅館，這就是被告人往返要奔跑的原因。

綜合上述的論證分析，能夠反映出本案的各個間接證據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印證、相互說明、相互支撐。證據之間、證據與已證實的事實之間、證據與常規、情理之間沒有矛盾或矛盾已被排除。因此，本案的各個間接證據以及由它們證明的間接事實共同指向一個結果，并且排除不是被告人犯罪的可能性，可以推斷出被告人實施盜竊行為的唯一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