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懲罰犯罪與人權保障的統一原則

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將刑事訴訟模式大致分為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兩種。大陸法系國家推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強調司法機關活動的主動性，限制訴訟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的活動；英美法系國家則推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強調訴訟當事人活動的積極性，限制司法機關的活動。我國過去的刑事訴訟模式更多地體現出職權主義模式的特點。仔細考查，兩種訴訟模式各有其優劣與利弊，難以整取其一。這要從刑事訴訟的價值觀談起。刑事訴訟的價值在于運用訴訟程序保證刑事裁判公正為基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就表現為人權保障與懲罰犯罪的統一，因而也是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機能與懲罰犯罪機能的統一。

刑事訴訟的懲罰犯罪機能是以維護社會秩序為首要任務，即是通常所指的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生活在不同的社會，享有不同的民主自由，但這種民主自由絕不是無限度的，一旦危害他人的自由，危害國家和社會利益，必然受到社會的譴責，受到法律的制裁。刑事司法所保護的社會秩序，正是被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例如，殺人、搶劫、強奸、盜竊、詐騙等一些侵犯公民人身或財產權利的行為，就要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罰制裁。我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從立案偵查、調查取證、鑒定及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存款、匯款等方面都加強了偵查手段，完善了報案、舉報措施。將原適用于收容審查的幾種特定對象增加了可先行拘留的規定，并適當延長了拘留期限。同時，在起訴、審判、執行等各個訴訟環節，亦都加強了對犯罪的及時追究，準確懲治。只有積極運用刑事訴訟程序和刑罰手段，堅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才能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社會才得安寧。所以說，懲罰犯罪的目的就是保護人民，維護人權。

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機能是以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為內容。從立法上講，刑事立法要為公民的自由界定范圍，規定行為模式和準則；從司法上講，刑事法律是一種追究和制裁犯罪的規范。一個公民的行為危害他人或國家、社會的利益并觸犯了刑律，就構成犯罪并應受到制裁，這是無可非議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個人雖然是犯了罪的，在刑事訴訟中他的權利并沒有完全喪失，其在法律的范圍內享有符合訴訟程序的各項權利和請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機能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的保障。訴訟當事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單純的司法客體，他因犯罪行為而與國家形成了一種刑事法律關系。在這一刑事法律關系中，國家具有懲治犯罪的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接受法律懲治的義務，同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非法追究和制裁的權利。[1]我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強調通過正確運用刑事訴訟程序確保在同犯罪作斗爭時，不使無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強調在進行刑事訴訟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得到充分行使。[2]這不僅是對我國憲法關于“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原則的具體化，而且是我國社會主義文明、民主的一大發展，它標志著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充分地體現了懲罰犯罪機能與人權保障機能的辯證統一，兩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缺一不可。片面強調懲罰犯罪而使無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片面強調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放縱犯罪，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有害的。[3]

二、確立近似無罪推定的原則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制原則。根據憲法規定，我國的審判權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都無權行使這種權力。確定任何一個公民是否有罪，犯何種罪，必須經人民法院依法審判，才能確定。這就是說，任何一個公民，非經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并作出判決，不能隨意認定或宣告其有罪。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則規定了免予起訴制度，即人民檢察院對已構成犯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不交付法院審判而定罪免刑。按照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對于公安機關移送起訴案件和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終結的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符合法律規定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認為不符合法律規定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還可依據立法精神和新刑訴法第142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作出不起訴決定，但不得確定其有罪。

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對于被告人有違法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應當宣告無罪；對于被告人沒有違法行為的，可以在判決書中說明事實、理由后，直接宣告無罪；依據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三）項之規定，對于公訴案件中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根據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在偵查階段發現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的，正在進行偵查的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檢察機關應當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偵查終結后移送檢察機關起訴的案件，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中發現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的，應當依據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不起訴決定。還有，應嚴格區別“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只能稱“犯罪嫌疑人”，只有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后，才稱“被告人”。這些規定，強化了法律對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的保護，是我國刑事立法上對人權保障的重大發展。

三、刑事辯護與代理制度的完善

由于種種原因，過去在刑事訴訟活動中辯護律師的合法權利并非都能得到切實的保障。為了充分發揮辯護律師的職能作用，切實保障辯護律師依法執業，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擴大了辯護律師的權利，這是十分必要的。

（一）賦予辯護律師一定的調查取證權和調取證據的申請權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二）擴大辯護律師提前介入和求助權范圍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

（三）賦予辯護律師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有關材料等權利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鑒于法律沒有限制性規定，辯護人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信時，羈押單位也無權檢查、拆閱信件，這有利于增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辯護人的信任，有利于辯護權的行使。[4]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增補了訴訟代理制度。即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同時規定，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隨時委托訴訟代理人。從上可知，根據委托人的不同，刑事訴訟中的代理人可分為三種：公訴案件被害人的代理；自訴案件自訴人的代理；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代理。依照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訴訟代理人都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

1．公訴案件被害人的訴訟代理權1992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公訴案件被害人委托代理人以及代理人應享有何種訴訟權利問題的批復》中指出：“對于公訴案件被害人未死亡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被害人委托律師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對于公訴案件被害人死亡的，應充分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也應當準許被害人的近親屬委托律師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其訴訟代理人享有以下權利：律師可以到法院查閱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在庭審過程中，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在法庭調查時提問和回答問題，向法庭陳述被代理人意見，參加辯論，發表對案件的處理意見等。

2．自訴案件自訴人的訴訟代理權自訴案件分兩種，即自訴代理和反訴代理，這是“反訴適用自訴的規定”訴訟原則所決定的。所以，自訴人和反訴人都是刑事訴訟中的控訴人，訴訟代理人代他們進行訴訟，其實是代他們行使控訴職能。其訴訟權利依法享有附帶民事訴訟；參加法庭調查和辯論；進行調解；在判決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反訴；放棄或者變更訴訟請求等權利。

3．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代理權附帶民事訴訟代理因當事人有原告人和被告人之別，因此分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代理和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的代理。這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特殊的訴訟代理。其特點是：附帶民事訴訟代理的原告人在通常情況下同時又是自訴案件的自訴人或公訴案件的被害人，代理人不僅代理自訴人、公訴案件被害人的訴訟行為和訴訟權利，而且代理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訴訟行為和訴訟權利。不過，這里對于訴訟實體權利的處分權，諸如同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的和解、變更或者撤回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等，應當得到附帶訴訟原告人的特別授權委托。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通常情況下就是公訴或自訴案件的被告人，代理人在接受委托時應注意區分代理權與辯護權。代理人在訴訟活動中要代為行使實體權利的處分權時，同樣應得到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的特別授權委托。訴訟代理制度的確立，不僅使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日趨完善，而且實踐證明，律師受委托擔任公訴案件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代理人參加刑事訴訟，對于及時、準確懲罰犯罪，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權權益，實現我國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機能與懲罰犯罪機能，都是十分必要的，極其有益的。